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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重慶涪陵區衆學生棄考背後是農村家庭不堪教育高收費重負。2006年3月14日,重慶市涪陵區招辦公佈的一條信息引起了媒體的關注:2006年,該區參加高考報名的應屆畢業生有4296人,另有541名高三學生沒有參加高考報名，佔高三應屆學生人數的10%以上！
涪陵區招辦在“部分高三學生放棄參加高考的情況調查”中說，“如此多的高三應屆學生放棄高考，在我區從未出現過。”
在我國現行教育制度下，對於絕大多數應屆高三學生來說，“十年寒窗”就爲那“一朝中榜”。在這樣的背景下，爲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學生臨陣棄考？放棄了高考，他們又怎樣規劃自己的人生？數量如此集中的棄考現象究竟說明了什麼？
學費——一座無法翻越的高山
18歲的她，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棄了考大學的夢想。放棄的原因是：一旦考上，她家根本無法支付高昂的學費。
涪陵地處長江和烏江的交匯處，素有渝東南大門之稱。
這裏的地形以低山和淺丘爲主。2004年末，全區戶籍人口有ll1.5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81.1萬人，占人口總數的72.7%。
根據涪陵區招辦統計的數據，在今年放棄高考的541名學生中，農村高中學生數量較多。其中，涪陵二中有104人、八中有11人、十中有39人、十二中有37人、十七中有30人……這些學校地理位置都相對偏遠，農村學生居於多數。
18歲的陳紅是541名棄考學生中的一員。她所在的涪陵八中這屆高三，當初進校時有120名學生，隨後每年都要流失十餘人，現在只剩下了89人。
八中今年棄考的11人中，絕大部分學生是因爲成績差而主動放棄的。但陳紅是個例外，她是有希望考上的，放棄的原因是：一旦考上，她家根本無法支付高昂的學費。
陳紅的家位於焦石鎮新井7社的一條山路旁：一幢破爛不堪的木質房子，屋裏瀰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 10餘平方的空間裏亂七八糟地堆着雜物，雖然屋外陽光燦爛，屋內卻十分陰暗。屋子的後半部已經跨塌，剩下斷壁殘垣，幾根孤零零的柱子勉強支撐着前面幾間倖存的房間。
“陳紅這娃娃好想讀書哦。”坐在院子裏,陳紅的母親何瑧蘭講起了已經遠在異鄉打工的孩子。
陳紅從小就喜歡音樂和體育,接近1.7米的身高讓她在大山裏的孩子中間顯得特別出衆。由於家庭貧困，陳紅從小就很懂事。她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牀，要走近半小時的山路才能趕到學校，上完課，她中午還要趕回家給一家人煮飯，然後再匆匆趕到學校。下午放學後，她還要幹農活、煮豬草、洗衣服……
一天的勞累之外，陳紅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讀書上。“她燒火的時候在看書，晚上睡在被窩頭都在看書。”說起娃娃讀書，何瑧蘭幾乎就要哭出聲來。
孩子越是刻苦，對於她的家庭來說就越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何瑧蘭板起指頭算了一筆賬，她們家有四個孩子和兩個7旬的老人。那一畝多地只能維持一家人的口糧，除此之外就是圈裏整天嗷嗷叫的兩頭豬。對於何瑧蘭一家來說,這樣的經濟條件要想供養一個大學生，“有些不現實”。
陳紅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棄了考大學的夢想。那天正是高考開始報名的時候，陳紅回到家，鼓起很大的勇氣給家裏人講了想去參加考試。
孩子讀了9年書，這是一個遲早會面臨的問題。家裏人沒有立即做出回答，而是給她“講了講現實情況”：首先是報名費，然後再到涪陵去考試總要花些錢，這些錢倒是可以給親戚借點錢應付。沒考上還好，萬一考上了，也完全沒錢去讀那個書。
話說清楚了，陳紅哭了。一家人的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
沒過多久，陳紅就和姐姐外出打工了。最近一次她帶話回來說，她已經找了份工作，一天上十幾個小時的班，一個月能掙300塊錢。
陳紅的情況在541名棄考生中不是個例。涪陵區招辦對529名放棄高考的學生進行了走訪調查。經統計分析，有264名學生外出打工，有98人因經濟困難等原因輟學在家。
涪陵二中棄考學生數量很大。本報記者見到該校張校長時，他的情緒比較激動。一名棄考學生的家長剛剛打電話向他發泄了不滿，因爲媒體對這個成績優異的孩子因爲家庭困難而棄學打工的情況做了報道。張校長接受採訪的初衷本是想通過公開報道來幫助這個孩子，但最後的結果顯然出乎他的意料。
“莫得錢，農村娃娃讀不起大學。”“報道也起不了作用，都是因爲太窮了。”說這些話時，張似乎也在發泄某種情緒。
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陳紅以及類似的很多學生棄考的現象已然成爲了一個社會問題。在流失了大量學生之後，當地一所學校曾經對多個家庭做過調查，父母都在農村務農的家庭，一年能攢下1000元就不錯了，兩人在外打工的，一年最多攢3000元錢。而現在，高職收費一年都是六七千。高職生出來還不一定就能夠找到工作。
讀書的花費越來越大，農村家庭在後面拼命地追，當他們發現即使拼命也追不上的時候，就只能放棄。即使他們不願意。
打工——一個無法拒絕的誘惑
17歲的他，要是努力的話能考上專科，但他放棄了。他說不讀大學就不用花一大筆錢，他學門手藝，跟讀了大學的人還不是一樣，掙的錢可能差不多。
仔細梳理流失學生的情況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規律——每年的元旦、春節期間總是學生棄學的“高峯期”。由於這個時間與高考報名時間比較接近，所以也是學生棄考相對集中的時間。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季節性”規律？涪陵八中黨委書記鄒友明對此很有感觸。兩節期間正是外出務工人員回鄉的高峯期，人員的流動帶來信息的流動，農村的孩子從這些回鄉人的舉手投足間、隻言片語間都能感受到村外的那個讓人嚮往的世界。這個時候，高三學生已通過會考拿到了高中文憑，兩節之後又正是用工的高峯期。於是，很多孩子充滿期待地加入了打工潮。
3月17日，焦石鎮卷洞鄉。17歲少年楊濱宇正在期待着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轉變：從一名學生成爲一名打工仔。
扎個馬尾辮的小楊個子不高，說話時總是露出羞澀的笑容。他家的經濟狀況在當地不算太差，可“要是自己努力的話能考上專科或者職高”的他卻毅然放棄了參加高考的機會。
楊濱宇是在經過仔細的觀察和計算之後做出這個決定的：
“讀一般的大學沒意思。花幾萬塊錢讀個專科或者職高，出來還是找不到好工作。我們那兒一個娃娃，專科畢業，一個月還掙不到1000塊錢，還問家頭要錢。我又考不上本科，莫得必要再讀了。”
“現在沒讀了，在屋頭耍。不可能一直靠父母養。準備過幾天到上海去打工，那個地方有熟人。我們班6、7個人都出去打工了。”
“搞個幾年，學門手藝，跟讀了大學的人還不是一樣，掙的錢可能差不多。不讀大學，就不用花一大筆錢。人家讀大學花了幾萬塊錢，說不定我在人家讀大學的時候就可以掙幾萬塊錢了。算起來，還是打工划算。”
楊濱宇的話不多，有時顯得很幼稚。他的計算數據都來自於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他想去上海。
涪陵八中黨委書記鄒友明面對過不少這樣計算的家長和孩子。他去勸娃娃回來讀書的時候,有家長就說,“讀出來還不是給人打工，還不是掙不到好多錢，與其這樣，還不如早點出去打工。”鄒友明反覆想給他們灌輸一個觀點:沒有知識,永遠只有呆在社會的底層，以後社會整體文化水平提高了，也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生活。
鄒友明承認，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他爲這些孩子的未來擔心，爲農村未來的勞動者素質擔心。但他無法改變社會的現實：中國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需要大量的簡單勞動者，“有把力氣就能掙錢。”但對於農村的勞動力來說，這樣的一份工作掙到的錢遠遠超過死守着那份土地的所得。這是市場的選擇，無人能夠與其抗衡。
作爲教育工作者，鄒友明和他的同行們看得更遠，但他們有什麼辦法呢？鄒友明痛心地說，這是“重視知識的觀念還沒形成”，是“現實讓他們不得不目光短淺。”
在鄒痛心的同時，焦石大部分的青壯年勞力都義無反顧地外出打工了。其中就有他的學生。
大學——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滿臉自豪與笑容的他們，兩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雖然錢是困擾他們的最大難題，但他們在期盼——等孩子畢業了，工作了，還債了，生活就“鬆活了”。
大木鄉是涪陵區最偏遠的一個鄉鎮之一。在一些涪陵人眼中，對這個鄉的印象大多是：原始森林、野豬、野山羊……
在大木鄉，一幢4層樓高的希望小學是全鄉最漂亮的建築之一。這是一位將軍捐建的學校，讓深山裏的孩子都接受到了初級教育。
鄉里沒有高中，要接受更高教育的孩子們只能到附近有高中的鄉鎮去。最近的學校要乘一個半小時的車。那個學校中，今年也有很多孩子放棄高考。
3月3日上午10點，大木鄉希望小學的操場上召開了一次千人大會。那天，春陽高照，全鄉6個村，來了1300多人，把操場擠了個水泄不通。
那天，大木鄉黨委和鄉政府宣佈了最新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勵讀書”。從2006年開始：
“每年對戶籍是大木鄉農村戶口的學生，升入全國排名前10位高等學校的，獎一個學生5萬元！”
“升入全國排名前100位重點本科大學的，每個學生獎勵1萬元！”
“升入其他重點本科大學的，每個獎勵2000元！”
……
大木鄉副鄉長潘仕強說，大木一年的財政收入在30萬到40萬之間，每年都“入不敷出”，主要靠區上補貼。他說，政策出了，但由於大木的教育底子薄，短期內不會出現獎勵負擔過重的問題。但未來呢？他想了想說，“說老實話，我們把下面的事情辦好了，上面總要考慮我們的困難吧。”
大木的新政策究竟能解決多大問題？一個財政底子薄的鄉能否承擔起孩子讀書的重任？這都還是疑問。
因爲，有些問題是出乎人們意料的。有一個家庭很關心3月3日的那個千人大會——家住大木2組的魏永亮夫婦。
魏家在大木鄉里比較特殊，不僅僅是因爲家境特別不好，而是他家有兩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他家四處舉債，艱難地供養着孩子們在外地讀書。爲了維持生計，魏家夫婦從二組搬到了鄉上來，租了間房子開了個十分簡陋的小賣部。
魏的妻子一直滿臉笑容地說自己的娃娃，看得出來，她很爲孩子驕傲。她說，小兒子剛剛來了信，要2000塊錢學開車。她拿不出這筆錢，只好再想辦法再去借。儘管在邊遠的山區，母親也知道學車的錢必須給，因爲“有了那個，以後好找工作。”
錢是困擾這個家庭的最大難題。兩個孩子一年學費、生活費全部加完一共要兩萬多。除了這些“必須要給”的錢外，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支出。魏妻說，女兒從專科升上本科，學校要收1萬元的費。家裏八方去借，好不容易籌夠了，給女兒送了去。“幸好她同學好，都去幫她說，後頭又退了我們8000多。”
爲什麼會有這個費？爲什麼會退8000多？錢拿回來了很高興，但這些問題魏家卻沒有搞清楚。“是不是亂收費哦？”潘仕強在一邊分析。“搞不清楚那麼多，反正娃娃能夠讀，學校又喊交，有啥子辦法呢？”魏妻笑着回答。在她的觀念中，孩子們讀書是一個總額的付出，至於每一筆的道理，她搞不清楚也沒法搞清楚。
在這種重負下，魏家正艱難的過着苦日子。他們有着自己的家庭規劃：等兩個孩子都順利畢業找到一份好工作，都順利掙到錢，全家再苦上個五六年，把借的錢全部還完了，就“鬆活了”。
山裏的母親不知道，山外面，求職就業對很大大學生來說，已經成爲了一個難題。
讀書——一個父親肩上的重擔
32歲的他，女兒還在讀小學四年級，就不得不出門打工。每月幾百塊工資的他，要湊夠女兒成千上萬的學費，生怕“來不及了”。
3月16日下午3時40分，32歲的老魏離家遠行。萬州到雲陽的高速路正在修建，他通過熟人的關係，在那裏找到了一份“打炮眼”的活。
老魏的家在大木鄉1組，由於種了些烤煙，他剛剛纔建起了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在農村，結婚、生子、修房子是人生的三件大事，老魏全都經歷了。可他還是得馬上外出打工，甚至少種些烤煙也要出去，因爲，他必須要趕快找些錢，存起來給娃娃將來讀書。
他有兩個女兒，小的4歲，大的11歲，剛讀小學四年級。在城裏人看來，孩子纔讀四年級就開始考慮讀大學的事，這樣的父母好像太過着急。但在老魏看來，“那個娃娃一天天就大了，現在要趕快想辦法，不然就來不及了。”
老魏這樣打算，娃娃小學到初中都花不了多少錢，到高中開始花費就多了，萬一娃娃用功，考上了大學，錢就更多了。他準備，一個孩子拿兩萬塊錢讀完大學，兩個娃娃就是四萬多。對於一個月只能掙幾百塊錢的他來說，光存夠這筆錢就得好幾年。所以，他必須着急。
“當爹媽的，只要娃娃能夠讀，就必須盡這個責。”老魏憨厚的一笑。爲了這個責任，老魏要耗盡他的大半生。
老魏揹着鋪蓋走了，也不知道再過幾年，他千辛萬苦掙的那兩萬塊錢究竟夠不夠一個女兒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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