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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試驗基地官兵激動歡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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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制訂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兩種方案
同情報人員專注於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因爲肯尼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後的時代，將成爲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之後，無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蘇聯人對聯邦德國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哈里曼認爲，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麼，“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
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幹，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一起幹。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在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是不現實的。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於如何使美國的行爲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
軍方對能否與蘇聯聯手對付中國表示懷疑。但行政官員們卻興趣盎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他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佈，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爲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種複雜關係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最後，肯尼迪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爲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
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的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雖然哈里曼最後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
縱容國民黨發動突然襲擊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後，蔣經國又會見了邦迪，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衝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蔣經國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爲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鑑於古巴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臺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
幾天後，蔣經國會晤中情局局長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小組，來研究派遣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約翰遜報告發出不同聲音蔣經國走後，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劃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曾提出所謂“布拉沃(BRAVO)”計劃，即非常規作戰計劃。即由一個跨部門的小組來“考慮如何阻斷中共核計劃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之邀，考慮了一個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這時，國務院的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就是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所完成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200多頁長，題爲《共產黨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約翰遜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裏，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係，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範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他認爲，中國製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中國謹慎的、後發制人的軍事政策。
約翰遜建議，一旦中國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仍然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的巨大威脅。然而不管怎麼說，約翰遜與他的前任不同。他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的核計劃，也極少提到要採取步驟打擊它。
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中提到，如果要贏得世界輿論對美國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範圍訂立防止核擴散和對核材料生產進行的核查協議。一旦協議進入談判中，中國再公開無視它，就給了打擊它的口實。然而，當這類協議能夠進入談判時，中國大約已經完成了核試驗，成爲一個“現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法國是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的。此外，約翰遜還認爲，要蘇聯默認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是“絕對不可能的”。1964年4月底，國務卿臘斯克曾經把一份高度壓縮的約翰遜報告呈送給約翰遜總統。鑑於臘斯克的這個做法，美國最高層對約翰遜的觀點應該說是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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