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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伊始，中國前所未有地向商業賄賂全面宣戰。這場自上而下的風暴，針對的是已侵入經濟肌體的潛規則，面臨諸多現實挑戰，將不會在短期內平息。
2006年3月28日，在全國衛生系統治理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專項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高強發表措辭嚴厲的講話，痛批醫藥購銷領域的商業賄賂危害嚴重。
高強指出，一些藥品、醫用設備、醫用耗材等生產經營企業以回扣等商業賄賂爲手段，向醫療機構推銷質次價高甚至假冒僞劣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導致醫藥服務價格不斷攀升，直接損害廣大患者的利益；而一些醫務人員爲獲得回扣、提成，濫用某些藥品和高值耗材，既損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經濟負擔；而某些衛生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也利用權力，在醫藥購銷和工程招標等活動中，收受有關企業和經銷人員以各種名義給予的財物，滋生了腐敗和經濟犯罪。
此次衛生部治理商業賄賂的專項會議，被看作既是對百姓呼籲解決“看病貴”問題的迴應，亦是中央政府2006年重拳出擊商業賄賂在衛生領域的具體執行。
2006年1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的講話中，將反商業賄賂列爲今年六大要務之一。隨後，一份由中央紀委負責起草，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共同簽發的《〈關於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069號)下發到各部委和各省市。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廉政會議，部署2006年政府系統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治理商業賄賂”成爲重點之一。
與此同時，爲治理商業賄賂而由中央紀委牽頭成立的“反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其成員也由原來的18個部委擴充到22個部委，其成員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商務部、衛生部、審計署、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單位。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採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等六大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爲，被確定爲重點治理的對象。
之後，中央各部委紛紛成立了專項工作小組，組長均由部委最高負責人擔任。
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如此高規格地全面反擊商業賄賂。
“潛規則”侵蝕經濟
數據表明，商業賄賂爲禍之甚，已關乎國家經濟安全。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5年來查處各類商業賄賂案件的案值達52.8億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據商務部的統計，僅在全國藥品行業作爲商業賄賂的回扣，每年就侵吞國家資產約7.72億元，約佔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
歐美髮達國家，其經濟從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時間，最多的用6到7年。然而拉美的幾個國家在達到3000美元之後，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盪。造成拉美如此狀況的正是腐化的商業風氣、權錢交易的商業賄賂潛規則。
中國的經濟肌體正在受到商業賄賂的侵蝕。
德普案正是一個典型案例。2005年5月，德普案一經媒體曝光，便引起了時人對商業賄賂的廣泛關注。據美國司法部提供的報告顯示，美資企業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在1991年至2002年期間，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金，用來換取這些醫療機構購買該公司產品，從中牟利200萬美元。德普公司被美國相關機構以違反《反商業賄賂法》爲由，處以479萬美元的罰金。之前，中國執法機關對此事並不知情。
據記者瞭解，“佣金”、“回扣”在諸多涉及鉅額採購領域中，已經成爲一種人人心知肚明且必須遵循的“潛規則”，從業者身不由己陷入“非道德”惡性競爭的環境。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電信設備集團採購項目中，一些上億美元的鉅額單子，幾個點回扣數額就非常驚人。這些錢都走賬，而且安全性很高。走賬的方式大致分三類。一類是通過公關公司、會務公司等運作，支付它們“諮詢費”。通常情況下，電信設備供應商都會和這些中介公司簽訂協議。協議包括：中介公司不能違反中國法律；中介公司在人員上和電信設備供應商想拿下定單的公司或機構沒有任何關係；中介公司不能行賄等內容。
第二類是把錢支付給比如和負責集團採購的老總或官員有密切關係的異地公司，比如外地的某印刷廠或某辦公設備銷售公司，做印刷品或辦公設備採購的賬。也有直接給負責官員後半生的“貼心小棉襖”公司。很大數額的支出一般都在國外，比如瑞士做，還經常通過代理公司，安全性很高。
當然給客戶買車買房，送客戶的孩子出國也非常普遍。比如送客戶的孩子出國，公司可以直接把錢捐獻給國外某基金會，由基金會以獎學金的方式支付給客戶的孩子。這些孩子在國外的讀書生活費用，也都能以多種形式在公司裏報銷。
這些手段，加上近幾年流行的送客戶高爾夫會員證、請客戶在國內外商學院上學，甚至替客戶買官等，通過組合拳達到“公關”目的。
甚至以“公平公開公正”爲目的的招標採購也是貓膩多多。據知情人介紹，如果工夫做到家，其實招標就是走過場，很難發生意外。比如爲了保證招標的公平、公正、公開，通常招標方會設計一套複雜的決策程序，並由決策委員會集體決定。一般會在公佈結果前24小時從人才庫中抽出，約10名左右的專家評標。這些專家中有些是“常委”，有些是“非常委”。名單一旦確定後，這些人就被封閉起來，手機也關機。但事實上，名單一出來，馬上就有人知道，並動員力量分頭進行最後24小時的緊急公關，行內稱“24小時工程”。有些評標人不僅“手把手指導你怎麼做能得高分”，甚至把標底都泄露出去。
在中標者的欣喜慶祝中，其他競標者心裏都清楚是怎麼回事。但一般來說，競標失敗者也不會去起訴。“以前有破行規的，但去查，根本查不出來，沒證據。”知情人說，“而且你破了行規，以後沒人帶你玩了。”
專家介紹說，商業賄賂的查處非常困難，難就難在於取證困難。不僅幾乎所有操作都是祕密進行，而且爲“賄賂”披上了合法“商業”外衣，在“潛規則”的運作中，很難被發現和取證。
醫藥代表自曝醫藥價格上漲流程圖，透露藥品回扣早就是“業內慣例”
如何界定商業賄賂
現實中，“潛規則”規則難破。然而，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區分正常的商業行爲和商業賄賂？
國內有學者則把“商業賄賂”定義爲“以獲得商業交易機會爲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銷費、宣傳費、勞務費、報銷各種費用、提供境內外旅遊等各種名義直接或間接給付或收受現金、實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爲。商業活動中的不正當行爲，如直接或變相的好處費等”。
中央黨校研究室趙傑博士則認爲，應區別看待商業交易過程中的各類費用。在西方國家，收取佣金被視爲正常、合理的現象，只要這個費用符合財務管理制度，在財務流程中是透明的，經得起外部的審計，不一定要定性爲“商業賄賂”。
但他特別強調，“佣金”有向“租金”轉變的可能。一方面，寡頭壟斷企業在買賣雙方的關係中有強大的談判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公衆利益。在政府管制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如電信、民航、水、電、氣等領域，由於行業的自然壟斷特徵，少數競爭者控制着市場份額。要擠進這個寡頭控制的市場，市場交易主體有些超額支付的費用在財務上是不透明的，最終會作爲社會成本由消費者負擔，因而是有損公衆利益的。
另一方面，政府權力通過公司來運作。在政府的市場準入和執法監管領域，公共權力通過商業化渠道的運作，也會形成市場交易主體對政府權力的“俘獲”，這種“尋租”、“涉租”的行爲，就不能定性爲商業意義的“佣金”。“尋租”行爲當然就屬於商業賄賂。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則向本報記者解釋說，區別到底是正常佣金，還是商業賄賂，關鍵在於交易的雙方都必須將這筆錢公開地記在賬上，並經得起審計。如果爲了達到某一目的“祕密地”支付佣金，即使不是公權力部門也可能被視爲商業賄賂。
一個典型案例是2005年4月22日，香港珠寶商謝瑞麟父子被指涉嫌向旅行社僱員提供非法回扣，作爲安排內地旅行團到該店參觀購物的酬勞，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2005年12月，刑法修正案草案被提請全國人大審議。該修正案中，將商業賄賂犯罪的主體，擴大到了公司、企業以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並加大了對商業賄賂的刑事處罰力度。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對於商業賄賂的審計，審計部門的工作將一如既往，發現後就立即查處並移交。但他表示，商業賄賂目前尚有一個難題，就是怎麼樣清楚地對其進行界定，比如說什麼是商業賄賂，什麼是正常的的回扣，這些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中央政策公佈之後，法學界幾乎衆口一詞地建議立法先行，反商業賄賂的專項立法應立即着手。
據悉，此次對商業賄賂全面宣戰，政府希望通過各部門、各地區的實踐，探明商業賄賂的灰色地帶，爲這一名詞尋找一個符合中國現實的定義和邊界劃分。
“這是立法的基礎，”一位受訪官員說，“制度化和法律化並非被忽視，而恰恰是政府追求的目標。”
一位研究美國商業環境的學者說，“在美國，政府的錢是最難花的，其次是上市(公衆)公司，受到干預最少的是私人公司，與公衆利益相關的東西就要接受更多規制，所以，美國反商業賄賂針對最多的是前二者。”
轉型中的中國，政府仍在微觀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反商業賄賂的關鍵，應是如何約束權力，使之在陽光下行使，從長期而言，這是遏制商業賄賂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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