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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在太‘熱’了。”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有權威專家直言，“新農村建設要有很長的時間，現在有些浮躁，甚至可以說是作秀。”
一個月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參加了九個關於新農村的研討會，推掉了二十個關於新農村研討的邀請。他感嘆“新農村建設確實非常‘熱’，但越‘熱’我們越要保持冷靜。”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也剛從廣東開會回到北京，“這幾個月給人一個感覺，尤其是媒體，好像新農村建設指日可待，一批新農村呼之欲出。這不是真實的情況。”
同樣感覺到這股熱浪的，還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局局長唐仁健和農業部農村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
報道說，4月3日晚，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辦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高層論壇上，該校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的這4位研究員，就新農村建設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研討，並呼籲新農村建設應該讓農民得到實惠，要落實到基層，“不能兩三年後，一陣風過去了”。
最怕基層政府忽悠農民
韓俊說，很多市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看成市民的政府，而不是全體居民的政府。“建設新農村，要真正下決心調整財政支持比例，否則可能成爲一個口號。”
“新農村建設核心問題要解決錢從哪裏來，用到哪裏去？現在我們缺的就是錢。”韓俊說，目前財政支農資金佔財政比重，處於歷史最低時期——56%的農民用了不到3%的錢，財政支持結構的調整，仍然有很大空間。
新農村建設需要多少錢？唐仁健算了筆賬：全國目前還有12%的農民住茅草房；農民的飲水困難儘管已經解決，但還有3.2億人飲水不安全；還有農村的道路、電力等等……“這些錢加在一起，初步估算，新農村建設至少要5萬億元”。新農村建設必須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唐仁健說可以嘗試不同渠道：第一，開新稅種。第二，增收新的基金，現在，電力有電力基金，鐵路有鐵路基金，三峽大壩有三峽基金，凡是重大工程都有基金，爲什麼新農村建設不行？第三，發行農村債券。“還有一項調整存量結構很好的來源，那就是土地出讓金。”
一方面是籌錢，一方面還擔心錢怎麼花。張曉山說，中央財政劃出3000多億元，這些錢分散到各個部委，很多作爲專項資金，“但三農支出包括的項目非常多，這裏面到底有多少真正直接用於農村農民，很難說。這些資金投到縣裏面，林業部門搞林業投資，水利站搞水利投資，可能造成投資交叉重複”。
他說，專項資金數額投放，給誰不給誰，怎麼給，存在相當的不透明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這容易出現會哭的孩子多給奶的現象，也容易產生腐敗。”
柯炳生說：建設新農村，政府要做的第一是規劃指導。其次就是財政扶持，如果國家不加大投入，建設新農村就是口號。“最怕地方政府沒有錢還想幹事兒，那就是忽悠農民。”
鄉村治理不能忽視能人作用
張曉山說，目前傳統的管理模式和幹部考覈機制占主導地位，但取消農業稅之後，新農村建設呼喚新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管理模式應該從統治型變成服務型。他說，必須解決三個問題：行政部門固化的問題、中央條框的關係問題、傳統的考覈問題。“從宏觀角度來看，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要取決於整個宏觀體制改革。”
唐仁健說，關於鄉村治理結構問題，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用了“鄉村治理”，“這個詞客觀地、比較科學地反映了實際情況，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我覺得把握一點就是，中國的改革一開始不要講那麼多純粹，只要把住一條，給農民實惠，不增加負擔就行。”
唐仁健強調，鄉村治理不能忽視鄉村能人的作用。他說，過去古代是通過農村的能人，比如鄉紳來治理農村。農村稅費改革以後，農村這部分能人的作用不可小視，我們發現鄉村組織可以發動，但真正號召起來，還要靠這些說話算數的能人，發動以後，農民自己收錢，自己管錢，鄉村幹部不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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