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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上海交大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鬍偉教授
·建立以績效爲基礎的預算制度，實行績效與財政預算撥款掛鉤，可以大大激勵各部門多幹實事，提高政績
·領導幹部和行政人員應自覺從我做起，從珍惜點滴資源做起，儘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爭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
【話題背景】截至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爲654萬，事業單位編制人數爲2903萬。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提案中公佈了一組調研數據：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而且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行政成本有狹義廣義之分
筆者：我國行政成本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胡偉(上海交大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行政成本是指政府行政活動對經濟資源的消耗。從狹義的角度看，政府機構正常運行需要消耗資源，比如建築物、辦公設施、人員工資等，這一部分行政成本本身不會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卻是必需的。從廣義的角度看，政府行政成本還包括政府行政決策所付出的代價，這部分代價是不是值得，取決於決策是否正確，如果決策失誤，必然會導致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支出。
筆者：我國行政成本的實際情況怎樣？是否真的過高了？
胡偉：當前我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與國外相比，不能算高。但是，我們每年的公款消費(主要是吃喝)支出相當驚人。一些縣鄉政府年年財政赤字，七成財政資金使用與吃喝有關。不少考察、巡視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其中不少活動並不是必需的，也談不上有什麼效益。有一次，我隨一個訪問團到加拿大某市考察，來迎接我們的當地高官竟然都是自己駕車來的，這讓我震驚，因爲公車支出在我國也是不小的開銷。
有些地方官員人數過多的問題尚未解決。領導職數一多，享受各項待遇和福利的人就多，政府支出也就加大了。在縱向上，我們有省、市、縣、鄉不同層次的機構；在橫向上，我們有的同一職能多個部門在管。這樣就形成了我們現在機構過多、領導過多的局面，由此帶來的行政成本必定居高不下。
行政效益應和成本成正比
筆者：對於“我國現在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這一說法，您怎樣看待？
胡偉：如果算上決策失誤導致的資金浪費，以及腐敗問題所帶來的社會財富流失，差距恐怕還要大。現在存在不少“三拍”工程(即拍腦袋想出、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這些項目往往缺乏事先的科學評估，結果都是匆匆收場，給國家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沒獲得收益是對成本的浪費，收益與成本不一致同樣也是一種浪費。比如大學城的建設，就存在一定的爭議。是不是有必要建設這麼多的大學城？如果把這些花在大學建築上的錢用到科學研究、引進人才和購買圖書上，會不會更有價值？腐敗問題似乎與行政成本無關，但我認爲它應該也屬於一種隱性的成本。這本應當是屬於社會的總財富。
當然，僅僅關注這一數字並沒有太大意義，關鍵是看我們付出這麼大的成本後所得到的效益如何。如果我們用高出別人一倍的行政成本獲得2倍甚至3倍的效益，那也值！但事實表明，我們有很多的行政支出沒有用在刀刃上，因此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效益。一些地方的羣衆反映，許多公車真正用於公務的時間僅佔1?3，其餘時間都被用於領導或司機的私事上。顯然，其中相當一部分支出並不能算作政府正常行政活動開支，自然也沒有效益可言。
建議引進績效管理機制
筆者：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胡偉：首先，政府還應堅持精簡機構和人員。怎樣“精簡”？政府應大力控制行政機關的規模和編制。對行政機關規模的控制，關鍵在於科學劃分和確定行政機關職能，重點解決好機構重疊和職能交叉等問題，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副職和虛職，改變“官員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體制。
其次，我們也可以向發達國家的政府學習，引進績效管理的理念，即通過財政預算來控制地方政府績效。在西方，許多國家都將績效管理和預算撥款相結合，對績效好的部門予以獎勵，對於沒有完成指標的部門，則在立法機關中削減甚至撤消其第二年的預算開支。建立以績效爲基礎的預算制度，實行績效與財政預算撥款掛鉤，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也可以大大激勵各部門多幹實事，提高政績。
再次，建立“廉潔政府”，領導幹部和行政人員應該自覺從我做起，從珍惜點滴資源做起，該節約的就要節約，儘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爭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可以簡化一些行政審批手續，每年因爲行政審批而打印、複印資料的錢其實也是一筆不小的行政成本。
最後，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同樣很重要。提高領導者的決策水平，減少決策失誤，也能節約財政開支。決策的正確與否，決定着行政管理的成敗，決定着行政成本的降低或是增加。所以，領導者的決策水平尤爲重要。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決策失誤造成損失的事例屢見不鮮，有多少決策者承擔了相應責任？建立可行的決策責任制度，也是我們當前需要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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