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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財富的城市，一個外來的打工羣體，一個憨直的漢子。
義烏，中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這裏有來往不斷的客商、富足的人羣，也雲集了大量的外鄉民工。這裏每天上演着財富的故事和夢想，也難免摻雜着矛盾、不公與失望。
陳有德，一個四十多歲的黑臉漢子，權力不大的工會主席，憑着“當幹部就要爲老百姓辦事”的信念，爲了“讓遭遇不幸的民工兄弟姐妹們不再流淚”，硬生生地在這座城市裏爲來自他鄉的貧、弱者壘起了一塊“公平和正義”的高臺，而且在全國率先闖出了一條工會組織領導下的社會化維權之路。
一個“拒絕清閒”的工會主席
“有冤屈，請向我們傾訴；有困難，讓我們替你代訴。”矗立在義烏市總工會一層大廳的這個醒目標牌，讓所有的進入者側目。這句硬邦邦的話，是從陳有德上任之後開始承諾的。
1998年，陳有德從義烏市荷葉塘鎮黨委書記的位置上轉入義烏市總工會任黨組書記、主席。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個相對清閒的位置，總算可以歇歇了。但陳有德偏不，偏偏在這個位置上“折騰”出了老大的動靜。
陳有德的“不安分”源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義烏市的非公企業佔九成，全市本地人口只有68萬人，而外來人口卻達76萬人。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下，又處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向3000美元邁進的時期，勞資矛盾成了義烏髮展中的突出問題。
而在已經形成的糾紛和矛盾前，這些“外鄉人”的尷尬處境是顯而易見的。不懂法、沒錢請律師和交訴訟費、勞動仲裁及訴訟時間過長、手續過於繁雜......由於維權艱難和成本高昂，不少外來工只得選擇非正常的手段來討要自己的權益。“**幫”等一些地域性外來工自發組織出現了，多起由勞資糾紛引發的職工跳樓、老闆被殺的惡性事件發生了。
看到外來務工者的不幸與無助，陳有德說不出的憋悶和難過；而對於這類勞資糾紛留下的隱患，陳有德更是急在心裏，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他明白，類似的糾紛如果不及時處理，就好比是一個個“定時炸彈”。
“既然不能迴避矛盾，那就想辦法來化解矛盾！”陳有德想給這些遭受不公，又無力保護自己的民工們建一個“家”——一個聽他們的傾訴、爲他們討要公道的“家”。
“爲貧者弱者撐起保護傘”的工會工作思路提出來了。
但困難和猶豫同時沉甸甸地壓着他，愁得陳有德成宿睡不着覺：沒一個法律人才、沒有維權經費......可面對外來務工者們艱難的處境，那一張張愁容密佈的臉龐，陳有德拍了這個板，幹！
說幹就幹，義烏市總工會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了5名專門的法律人才，幾經努力，成立起“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並向外來的打工者響亮放出了“有冤屈，請向我們傾訴；有困難，讓我們替你代訴”的承諾。
“爲貧弱的外來民工維權”，“做‘維權工會’”，陳有德把自己和義烏市總工會逼上了一條新路，一條艱難之路。
一個“認死理”的漢子
但維權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尤其是爲了“一幫打工仔”、“一些外地人”。
“是你管的嗎？！”“你管得了嗎？！”面對突然出現的替民工討要工錢和說法的“孃家人”，用人單位哪裏肯買賬。陳有德和他的維權中心的工作人員無數次地面對這樣的譏諷和詰問。
但陳有德不怕。他認定這個死理：“做人做事都要講良心和道德，更要講法律。作爲工會幹部，爲職工羣衆維權天經地義。摁住良心帶着法，就不信沒有討不回的公道！”拿準了這個“死理”，大到傷殘賠償，小到民工的伙食，只要民工的權益受到侵犯，他一概往死裏較真。往往爲了幾百元的工錢，他和維權中心的工作人員一次次地登門，一遍遍地協商、調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1997年5月27日，上海某電梯公司義烏分公司職工虞修明與工友受公司委派，到東陽安裝電梯，由於腳手架橫板斷裂，兩人從18.5米高的腳手架上摔下。工友當場死亡，虞修明重傷，被鑑定爲工傷六級。但面對巨大的不幸，公司卻不願給予應有補償，輕描淡寫打發了他。
爲了工傷補償，虞修明整整打了5年官司，有過4次勞動爭議仲裁、7次法院訴訟……2002年5月30日，遭遇無數次挫折的虞修明，抱着最後一線希望，來到義烏市總工會尋求幫助。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這明顯是一起職工合法權益受侵害的案件。”聽了虞修明的遭遇，陳有德又是氣憤又是同情，他不信這個理，下定決心要爲虞修明討回公道。
陳有德帶人到杭州，專門找法律專家諮詢。接着，委派維權中心工作人員擔任虞修明的訴訟代理人，開始了又一次訴訟。並以金華市人大代表的身份，連夜奮筆寫下《該判還是該裁？該拖還是該決？——虞修明工傷賠償求助案引發的思考》一文，呈交給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領導。
對這個拖了5年的棘手官司，義烏市人民法院組織了4次庭審。在法庭上，維權中心工作人員爲虞修明據理力爭。2003年5月6日，法院做出判決：電梯公司支付虞修明各項工傷補償款10.7萬元。
對侵犯職工權益的老闆，陳有德沒有任何情面好講。但對農民工，這位“黑臉主席”卻始終以兄弟相待，發自肺腑地體貼。
職工維權中心的王冶清忘不了,有一次，陳有德跑了6趟，才爲幾名農民工追回了1300元欠薪。爲表示感謝，幾位農民工非要請他吃飯。那是一家路邊小店，油膩不堪，蚊蠅亂飛，陳有德沒有拒絕，樂呵呵地要了一碗麪條。等到所有人面條下肚，大家才發現陳有德早就悄悄結了賬。
沒有人說得清幾年來陳有德到底幫助了多少外來的民工，但人們不會忘記這樣一組數字：2000年10月至2006年3月底，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共受理投訴案件3625起，調解成功3315起；接待集體來訪297批5645人，阻止和化解羣體惡性事件29起；免費爲職工出庭仲裁代理129起；訴訟代理126起；主持仲裁案件138起，共爲職工追討工資及挽回經濟損失1225萬餘元。
一個機制的力量和希望
創新性地建立起一支專門的職工維權隊伍，使工會的維權有了依靠。但陳有德還是覺得遠遠不夠。“在缺乏剛性手段等制約下，單靠職工維權中心，甚至單靠工會維權，這條路肯定走不遠，走不寬。”陳有德說。
他繼續摸索，奔走。與此同時，工會的維權工作和作爲日漸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和肯定。
陳有德和義烏市總工會的艱苦維權開始迎來“春天”：在黨委、政府的重視及勞動、司法等部門的支持下，一個以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爲載體的社會化維權大網開始鋪開：
——職工維權中心建立起了與各職能部門的特殊聯繫，在業務上接受市公、檢、法、司的指導。
——與市勞動部門開展合作，中心裏的工作人員成爲“勞動仲裁員”。
——市司法局向中心工作人員頒發了基層調解員資格證書。
維權中心工作人員、同時兼任人民陪審員的盧陽娟說：“與各職能部門的密切配合，使得工會維權充滿剛性。”
不僅如此，與媒體合作,與律師事務所合作……從此，工會維權變單槍匹馬爲借風借力，走出一條社會化維權之路。
義烏市人民法院副院長劉淨非用最簡單的工作安排來闡釋這一模式：“只要是工會處理的職工維權個案需要法院部門配合的，法院部門都會上。”
社會合力的形成，讓在義烏打工的人們心裏都有了底。“定遠幫”、“開化幫”等老鄉組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會組織的誕生，並民主選舉產生了他們自己的工會主席。
義烏市總工會的社會化維權模式也引起了中央領導及有關方面的關注與肯定。中華全國總工會要求各級工會總結推廣義烏市總工會維權經驗，真正發揮好黨聯繫職工羣衆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在“維權名人”陳有德的探索尚未止步的時候，“工會維權義烏模式”走向了全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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