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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論及日本民族性的著作中，成書於1946年的《菊與刀》，可以說是其中的抗鼎之作。《菊與刀》1949年被翻譯成日文，有報道說曾經賣出了230萬冊，這是一個很難超越的記錄。更有意味的是，最近兩年，《菊與刀》在中國也持續好銷，頗有市場。
我最早知道有《菊與刀》這本書，還是讀了金克木的一篇介紹文章，後來先後看到過兩個不同的譯本。當時無論如何沒想到，商務印書館16年前出版的這本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在2005年會先後重印了7萬冊，並意外地登上了商務印書館暢銷書排行榜。進入2006年，該書銷售情況依舊很好。
此岸《菊與刀》的好銷，也引起了彼岸日本媒體的注意。日本媒體如《讀賣新聞》等都對此做過專題報道。日本記者分析說，2005年這本書暢銷的原因，是因為時值抗戰勝利60周年，中國的年輕人對抗戰那段歷史產生興趣；同時也因為中日關系陷入特殊的僵局，很多人為更好地理解和思考日中關系纔買這本書來讀。
我想，這位日本記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作為一名研究日本歷史的中國學者，我在聽到這些消息時，心中卻不能不感覺到幾分沈重。在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後，當要了解日本的時候，讀者們可以依靠的仍舊是60年前美國人寫成的《菊與刀》。這至少在某一層面上說明，我們的日本研究工作沒有做到家。從1945年算起，日本社會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政治上，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的戰後民主體制的建立，國家政治體制已經與戰前的軍國主義有根本的區別；日本從1955年開始擺脫戰爭的陰影，到走上高度成長的快車道，到今天仍維持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經濟上也已經走了很遠的一段路程；在社會文化層面，伴隨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推進，日本舊有的村落社會的共同體結構已基本解體，而來自歐美的國家觀、社會觀、生活觀都已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上述的這些變化，在很多層面上是實質性的。所以，看今天的日本，單純憑借《菊與刀》來觀察，已經存在問題。更何況從方法論上說，60年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進步頗多，分析和研究日本，理當有新的角度和判斷。
當然，這些年國內其實一直有分析和研究日本人的著作問世，並且有的書也曾一度成為話題。但市場的最後選擇，不是學者們的新著，而是《菊與刀》，這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有必要琢磨《菊與刀》憑什麼得到讀者長期的喜愛？
我以為，《菊與刀》的成功，除了作者善於深入淺出分析和討論問題，以及作者優美的文筆，還與作者作為一位人類學家面對另一種文化、另一個民族時所采取的態度有很大關系。正如《菊與刀》開篇所寫的那樣，『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
曾長期從事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本尼迪克特對於研究對象所采取的這種相對客觀的、理解的立場，與她成功分析和解剖日本有很大的關系。在操作層面，本尼迪克特注重從收集的資料中，找出那些最重要的細節，並利用這些細節來描摹出一個相對鮮活的日本。因為『人正是在日常細節中學習的』。60多年前，一個沒有到過日本的學者，完全憑借第二手材料成功地對日本進行了一次學術解剖。這一切，對於中國的日本研究者都是富有啟示性的。
近些年來，圍繞著中日關系出現了很多復雜的問題。這些問題也許不可能馬上就找到解決的辦法。但在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仍舊是戰後61年的今天，日本人在如何思考，日本人將如何行動。我想，我們針對這些問題可能做出的最終答案，應當與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相關，同時又不等同於此。因為盡管作者努力要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但《菊與刀》仍舊是一個西方學者眼中的日本，並且僅是60年前一個西方學者眼中的日本。
60年後《菊與刀》在中國的暢銷，告訴了我們什麼？我想，這一現象在告訴我們，歷史在呼喚站在東方的立場，站在中國立場觀察的日本論，在呼喚包含著我們對於戰後61年日本社會發展演進的歷史進行綜合認識的日本論。是中國的日本研究者們靜下心來進行反思和討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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