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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礦主如何“擺平”三大瞞報手段調查
把50多人被困井下說成“5人被困”，發生在左雲縣張家場鄉新井煤礦上的彌天大謊，震驚了社會。
然而，僅在山西左雲縣，瞞報事故並非只有這一起。“5·18”事故發生後的第十天，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透露，去年12月28日，該縣店灣鎮範家寺煤礦發生一起17人死亡、3人失蹤的透水事故，同樣被瞞報。
礦主爲何要屢屢瞞報事故？他們經常會用什麼手段進行瞞報？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手段一
高額賠償“封口”
在左雲縣新井煤礦事故中，至今仍困在井下的56名礦工來自10個省市，據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瞭解，這些礦工都不是大同市本地人。
在左雲縣一些小煤礦，部分礦工的收入可以達到3000多元甚至5000元。而左雲縣城的出租車司機，一個月也只能掙到1000多元。
在當地，一個公開的祕密是，“出了事故後，外地人好打發，而本地人通常比外地人要高出很多。”這就是一些小煤礦僱傭礦工只要外地人，不要本地人的原因。
這些外來礦工大多家庭貧困，即使他們在礦難中死亡，家屬面對礦方提出的高額賠償承諾時，他們也默認了礦方的“不要聲張”的條件。
而且，由於路途遙遠，很多外來礦工家屬來回一趟都很不容易，能一次得到幾十萬的賠償，他們已經覺得很不容易了。
按照國家賠償標準，礦難事故中每死亡一人，賠償20萬元。據央視報道，此次新井煤礦發生事故後，礦方曾承諾，“只要私下處理不上報，死一人給40萬元”。
在採訪中，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就聽到這樣的說法：煤礦發生事故後，礦主以死一人賠60萬元的標準，將事故“擺平”了。業內人士解釋說，礦主之所以願意花大價錢“封口”，是因爲只要讓煤礦繼續開採，錢終究會賺回來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賠償的錢，其實就是礦工爲礦主掙的錢。”
手段二
分散上報事故“化小”
按照國家和山西省的有關規定，一次發生死亡3人以下的煤礦事故，由縣級部門處理；一次死亡3人以上(含3人)10人以下的煤礦事故，由地市級部門處理；一次死亡10人以上(含10人)的煤礦事故，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報告。
一些煤礦發生事故的礦主，在“一次死亡”上做起了文章。5月30日，上海東方早報記者採訪了一名開礦10多年的業內人士，他透露了一些礦主瞞報的“花招”。
他舉例說，如果某個煤礦出了事故，礦主明明知道死了4個人，但他故意隱瞞不報，或者故意減緩救援進度，今天從礦井裏拉出2個人，向縣一級部門報告稱“因事故死亡2人”；隔幾天，再從井下拖出2個人，再次向縣一級部門報告稱“因事故死亡2人”。
在採訪中，有知情人士告訴上海東方早報記者，曾經一個礦上死了8個人，礦主分4次上報，事情最後悄悄平息了。
在張家場鄉新井煤礦事故中，礦主最初上報5人被困井下，當時李付元是不是想以這種方式“化解”一起特別重大的透水事故，上海東方早報記者也不得而知。
據悉，礦工的正常死亡率爲，每百萬噸死亡一人，一些地方部門對煤礦的瞞報事件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手段三
醫院淪爲瞞報“幫兇”
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去年10月27日上午8時，左雲縣張家場鄉一家煤礦巷道塌方，一名28歲的陝西人和一名內蒙古青年遇難。
事故發生後，礦主並未將這起事故及時向安監局報告，而是在上午9時將死者拉到100多公里外的某外省縣級醫院。因爲包工頭陳某和該醫院的關係，兩名礦工的入院病歷竟被記錄爲“因病死亡”。
11月1日，礦方和兩名死者的家屬達成賠償協議後，同樣以“病故”爲由，在當地火葬場將兩名礦工火化。
“一些大醫院甚至就是煤礦老闆的後盾。”5月30日，一名山西煤礦業內人士對上海東方早報記者說。這一說法也得到了上述老礦長的證實。
礦主李付元
大同礦主李付元是個什麼人物？一個農民！在十幾年的時間裏，他迅速地變換着角色———一名農村窮孩子、外出打工者、小包工頭、煤礦承包人、數個煤礦的礦主，最近又成爲一個全國聞名的“黑心”礦主。
李付元的老家位於左雲縣管家堡鄉黑土口村，這是一個偏僻的小村。5月28日下午，上海東方早報記者來到黑土口村。20多年前，李付元就是從這裏走出去的。
黑土口村並不大，只有70多戶人家，村裏大多數青壯年男子都出外打工了，就像當年的李付元一樣。如今留守在家的是一些老人、小孩，還有一些年輕的姑娘。村裏學前班老師說，這裏不允許未出嫁的女孩子出門在外。
在午後溫暖的陽光裏，三三兩兩的村民坐在牆角里曬着太陽，他們雖然都已經知道李付元被抓的消息，但剛開始很少有人願意談起這個人。
在村民眼中，李付元也是一個樂於幫助鄉里的人，每次老家有人結婚，他都會把禮送上，遇到有的年輕人結婚想用好的婚車，他還把自己的保時捷借給同鄉。一名18歲的小姑娘還記得李付元今年春節回家，牽頭爲村裏搭臺看戲的事。她說：“如果我有事，可能也會找他幫忙的。”
“他(李付元)也是窮出身。”村民說，李付元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他年輕的時候在磚窯裏打工，專門做磚胚。
李付元如何從一名打工者轉變爲一名包工頭，這一段歷史鮮有人知曉。1999年，湖北籍礦工楊代華認識李付元時，他已經是一個包工頭了。
據大同當地人稱，上個世紀90年代，煤炭行業不景氣，這卻給李付元帶來了機遇。從1997年到1999年，左雲當地很多單位的煤礦紛紛被轉包或者賣出去，這個時候，李付元揣着自己打工掙來的血汗錢，開始踏入“黑金之路”。
楊代華回憶說，1999年，李付元每賣一噸煤，可以賺六七元錢，一年可以賺幾十萬元，這在當年是一筆“鉅額”資本。李付元先後承包了幾個煤礦，然後又相繼轉手。
張家場鄉的新井煤礦是李付元淘金之路的新起點。多年前，李付元有個被送給別人、後改姓張的哥哥，如今已經分管張家場鄉的煤礦工作。左雲縣是山西的產煤大縣，而張家場鄉是該縣的產煤鄉。
在山西還沒有開始整頓中小煤礦的時候，新井煤礦年產9萬噸，也算得上是一個規模不小的礦，煤礦市場回暖後，該礦的淨利潤可以達到7000萬元。
進入21世紀後，煤炭市場逐步回暖，李付元的資金“雪球”越滾越大。一名普通的農民，在外打工的20多年裏，迅速完成了鉅額財富的積累，這在左雲當地也是衆人的談資。
然而，與黑土口村村民的印象不一樣，新井煤礦“大老闆”並沒有表現出樂善好施的一面。
在新井煤礦，礦工的平均工資只有1000多元；礦工冬天取暖、平時做飯的煤，必須160元向礦上交費；礦工住的是簡易工棚，還要分別交30元至70元；礦上沒有給這些工人最起碼的安全設備，甚至礦燈都是自備。經歷過“5·18”事故的礦工事後回憶說，在這裏挖煤，“吃的是陽間飯，乾的是陰間活。”
5月18日，張家場鄉新井煤礦發生特別重大透水瞞報事故，李付元再次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不過人們這一次談起他時，不再用“嘖嘖”稱歎的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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