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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關係到13億中國人切身利益的改革，在經過靜悄悄的推進後逐漸清晰。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召開會議。這個由胡錦濤總書記主持的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會議對正在進行的上述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
新華社的消息說，會議強調要“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此次會議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即中央政府將把解決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作爲未來的重要工作，而主要措施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及其秩序的規範。
除宏觀目標外，包括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提高城市低保對象補助標準等具體措施也被提及。“會議是動員也是落實。”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宜勇對本報記者說，“公平”的議題正從宏觀認識加快落實到操作層面。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打破“平均主義”造成的不公平。20多年後，改革不斷深化之際，“公平”成爲新的着力重點。
加速的緊迫性
據本報記者瞭解，早在去年全國“兩會”之後，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聯合財政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委就開始着手起草一份“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意見”。隨後在今年初將初稿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專家中徵求意見。
整個過程一直很低調，“收入分配政策關係到所有人，按照歷史經驗是少說多做。”一位知情專家說。
如此謹慎的背景是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事實上，從打破“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對“效率”格外重視，“認爲差距有助於提高效率。”長期進行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李實說。
在增量改革階段過後，收入差距帶來的民衆心理失衡和社會穩定隱憂也和GDP的數字一起增長，李實認爲，過去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某種程度上更強調“效率優先”，“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相對滯後”。
“之前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就在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市場機制已經初步建立，政府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
早在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在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也指出要“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隨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緊迫性被更加重視，一個例子是，“十一五”規劃綱要中增加了“‘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表述，並將原先“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的“注重社會公平”前面加上了“更加”兩個字。
“這次政治局開會研究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問題，是對十六大以及‘十一五’規劃中有關精神的進一步貫徹。”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說，“着眼於整個大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同時抓住重點。”
在解決公務員工資方面，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公務員要實行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工資制度。
“人事部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這次政治局會議既研究了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同時研究了事業單位分配製度改革和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的問題，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蘇海南說。
5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中，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逐步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適當向基層傾斜，完善地區津貼制度特別是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都被作爲重要措施列出。
“效率優先”不會放棄
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相對應的，是高層一些重大理念的形成。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製度上談公平，因爲是‘兼顧’就不好談了，現在有這個基本的理念做支撐，在政策上的重視和體現就已經呼之欲出了。”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說。
吳忠民認爲，政府在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上，比過去“僅僅從社會穩定角度考慮，上了很大一個臺階”。“第一是把收入分配製度和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聯繫到一起，這個基本理念確立起來了；第二是把社會公平與內需拉動相聯繫，因爲老百姓普遍沒有錢，內需是上不去的。”
與此相關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佔據20多年的“先富論”，在“十一五”規劃中也轉變爲“共同富裕”的主調。
不過，來自發改委的專家楊宜勇提醒說：“現在提‘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並不是說以前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放棄了，而是進行了一個調整，加重了公平的砝碼。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不是偏重哪一方。”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我們現在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之一，不能輕易動搖。”
誰受益，誰受損
5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中就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提出的總體措施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被認爲是最容易實施的措施，會議認爲“要隨着經濟發展，適當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各類優撫對象撫卹補助標準、城市低保對象補助標準，並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員待遇水平”。
“這裏說的‘低’是指政府要提高所得低於低保的階層的收入，政府要提起來。低保以上的，政府能做的不會很多。 ”楊宜勇說，近期“可能要提高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離退休人員的待遇”。
其中改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待遇被認爲是要解決代際上的公平，“過去輕消費重生產，現在有責任對當時的那一代人進行回報。”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說。
除了直接補助外，讓低收入者減少支出也是方法之一，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說，要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免除學雜費的義務教育，“低收入者掙的少，同時讓他花的也少，遇到困難有政府的幫助。”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董克用說。
與之相關的是之前實行的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調整到1600元，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5月19日說，個稅調整後，北京、江蘇、浙江等發達地區的納稅人數減少25%左右，安徽、河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減少80%。
另一個基本共識是，“擴中”被認爲是縮小當前貧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被重點突出。
“國務院今年公佈的《關於解決農民工若干問題的意見》也提供了一個渠道，就是讓農民工中一些技能相對高一些的，也有可能成爲新的中等收入者羣體的組成部分。這個意見重點在維護農民工權益和‘提低’，同時也有‘擴中’的內容。”蘇海南說。
但顯然這不是一個可以短期內實現的目標，“‘擴中’更大程度上是需要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才形成的結果。”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李實說。
而在“調高”中，廣受詬病的壟斷行業將被列爲重點監控對象。今年的4、5月份，安徽和河北兩省已經先後立法禁止能源壟斷行業的高福利。“如果政府有決心，現在能夠限制壟斷行業工資的增長幅度，但是想把絕對收入壓低，不太現實。 ”李實說。
上述目標中一個共同的難點是，中國目前缺乏一套收入清晰化的監控體系，“你知道誰高誰低？調節誰？”
事實上，此次會議後要實施的一些具體措施已經成型。楊宜勇說，5月26日政治局開會研究時，“一些政策基本的方案已經很成熟了”。其中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有望在7月份啓動。
“包括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優撫補貼、城市低保標準調整都做了相應研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說，“估計將隨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相應陸續出臺。”
鄧小平多年前的警告
此次以促進公平爲着力點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被認爲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表現。
早在2004年3月10日的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便提出要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此後溫家寶總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普遍的看法認爲，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正作爲一項理念滲透到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義務教育的免單，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等都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體現。”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說。
一般來說，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國家增加的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從本屆政府上任開始，財政資金的流向已經很清晰地表明瞭政府的政策取向。目前政府已開始清理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遺留的問題，加大對低收入羣體的支持。
相關政策研究也正在展開，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李昌麟正帶領着20餘名博士與法學學者進行“建立改革發展成果公平分享的法律保障機制”研究，這是去年底啓動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項目(A級)課題。
“現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討論，多數人還只着眼於私人產品的分配不公。而從根本上說，我們要着眼於建立合理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機制，特別是法律機制。”李昌麟說，這種法律機制的建立是長遠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基礎。
2004年8月22日前後，中國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鄧小平誕辰100週年的活動。有觀察人士認爲，紀念他的目的就是重新回顧他的理論，而以前大多注意到他的理論的一方面，比如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忽視了另一方面，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先富帶後富。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鄧小平還警告過，“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現在所進行的努力，都是爲了避免出現鄧公“警告”中出現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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