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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幫兒子辦完喜酒的胡先生終於長出了一口氣。
今年5月，爲了解決兒子的婚房，他賣掉了上海內環線的房子，在中環線附近買了115平方米的新房。現在，他、他妻子，和新婚的兒子、兒媳婦一起住在這套三室兩廳的房子裏。
“房子賣了50萬元作爲新房的首付，結婚花了10萬元，裝修花了10萬元，還有傢俱錢。這些已經差不多是我們家所有的積蓄了。”胡先生的甜蜜中也有些苦澀，爲了湊齊這些錢，他50多歲的妻子在退休後，一個人前往溫州的皮鞋廠指導鞋幫的製造。
“她吃住都在廠裏，沒有休息天，就這樣每月給兒子攢下4000元錢。”坐在客廳的沙發裏，胡先生說。
這是上海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幾十年間，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變化，影響着這個家庭的喜怒哀樂。
從42元到1000元
1964年，胡先生從重慶某軍事專科院校畢業，分配到了位於河北省唐山市的國防科委下屬某院當了5年軍人。
“6年後我就轉業開始拿42元錢的工資，前後整整拿了10年。”胡先生說，這個收入在當時算得上中上水平。而且當時的房子是單位4人一間的宿舍,吃飯穿衣需要的花費很少,“覺得挺寬裕的”。
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胡先生們領取低工資的同時，政府財政承擔了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其他保障費用。
“收入分配包括的範圍很廣，除了工資之外，醫療、住房、教育和養老金等都屬於這個範圍。”研究收入分配的作品連續兩年入選《社會藍皮書》的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院博士顧嚴說。
1979年6月，胡先生結束了夫妻兩地分居的生活回到了上海，隨後進入了儀表局下屬的一個國有企業。
在此之前的6個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在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每個人的收入分配方式。
“我當時的一個感覺就是工資開始漲了，不像以前幾十元錢一拿很多年。”從1979年開始，胡先生的工資從49元慢慢漲到了1990年的三四百元。
在工資上漲的同時，胡先生仍然享受着免費醫療，“那時候我手中有四張卡”，胡先生“驕傲”地回憶，其中一張是瑞金醫院的，一張是中山醫院的，一張是龍華醫院的，還有一張是單位所屬徐彙區中心醫院的。“當時看病只要拿着卡到醫院去就行了，根本不要錢。”不過在那個生病不用花錢的年代裏胡先生正值壯年，幾乎沒去看過病。
從1993年開始，胡先生調到了儀表局下屬的一家合資公司，工資一下子跳到1000多元錢。
“其實回想起來，當時合資的部分原因不是缺資金，而是爲了享受合資企業的待遇，既有稅收優惠，又能提高工資。”
雖然私營企業的工作相對辛苦，但是相對高一點的薪酬讓胡先生解決了房子的問題。原來的那套房子，是早在1994年胡先生花了首付2000元、10年每月還款38元買下的，在10年之後這套房子爲他帶來了80多倍的收益。
1995年，胡先生離開了合資公司，準備自己幹。“不過我膽子小，其實這一步只邁了一半。”胡先生沒有自己註冊公司，而是選擇了儀表局下屬一個國有廠的“三產”公司。
腦子裏根深蒂固的“單位”觀念，使得他寧願與單位分成，也要把編制留在國有企業裏，爲了退休後有個保障。
和胡先生不同的是，他的妻子選擇了私營企業。1999年開始，在上海第一皮鞋廠工作的胡先生妻子在退休後被溫州老闆聘走。
“當時我們鞋廠不行了，那家溫州的私人皮鞋廠把我們一起挖過去，從副廠長到我這個指導‘制幫’的，都是我們廠過去的。”胡先生妻子說。
這家皮鞋廠開出的薪水比胡先生妻子退休前拿的工資幾乎高了6倍。“4000元啊，所以我們都去溫州了。”
在退休前，胡先生的妻子從學徒開始一直到退休一直在同一個車間工作，薪水最高的時候是700元。
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公平
1998年，胡先生因爲心肌梗塞送入醫院搶救。
同年，一份《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拉開了全國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序幕。儘管還在國有企業下屬的單位工作，胡先生卻開始要爲醫療付費了。
從第二年開始，55歲的胡先生提前退休了。在那時，中國許多行業待工、“雙停”、低薪或無一分錢停薪放長假回家等現象開始普遍起來。
“還好我那時候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不然還要多拿5年的下崗工資。”胡先生慶幸地說。
胡先生的妹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由於所在的國有企業2000年維持不下去了,身爲車間主任的他開始在里弄裏領每月200元的低保工資。因爲在“文革”期間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下崗後他當上了保安，每月掙七八百元錢。
“我覺得他們這一輩人在收入分配中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胡先生說。
“城鎮居民中，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就是在國企減負政策中下崗，學歷初中以下，又沒有什麼技能的人。他們失去工作時的年齡和體能，使得他們在城市中與農民工競爭都處於弱勢的一方。”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的說法和胡先生的估計幾乎一致。
不過相比起事業單位，有着幾十年工齡的胡先生對自己的退休金也不太滿意。“我當時退休的時候只有940元，現在也才1000元出頭。可是事業單位的保潔工退休都有1800元。”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收入分配改革會議。會議稱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努力緩解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而在“更加”和“努力”的用詞背後，中國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擴大的態勢。
在楊宜勇等人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問題及“十一五”期間的對策》一文中，目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總額的比重將接近50%。
“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將是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起點。”楊宜勇評述說，這次會議釋放出中央落實社會公平的決心，“社會公平”也慢慢提到了和“效率優先”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這兩天，退休了的胡先生，忙着在各種報紙電視裏尋找和這個話題有關的一切內容。
“之前也有過收入分配文件，不過都是上海市下發的某個方面的文件，像總書記也參與的這麼高規格又涉及方方面面的會議可是第一次看到。”胡先生指出其中一條給記者看，“你看，文件裏說了，要適當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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