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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源遠流長，追本溯源可以推至一百多年前。早在19世紀初，西方就有人開始談論“以中國人爲代表的黃種人對歐美白種人構成了全面的禍害與威脅”，這就是“黃禍論”。
“黃禍論”正式形成於19世紀90年代，當時，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勞工利益集團將大批涌向美國西海岸的華工視爲對美國主流文化的“威脅”，認爲他們是“劣等民族和落後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飯碗”的搶奪者。在此背景下，排華和反華論調高漲。美國的地方政府要華人交所謂的人頭稅，洛杉磯還別出心裁地對華人課以“辮子稅”。
在美國加州甚至有專以捕殺和迫害在美華人的“沙地黨”，其首領奇尼亞聲稱中國人是“黃禍，是美國未來的真正威脅”。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從此後華人不得進入美國，在美國的華人則不得入籍，不能在美國購買房產，甚至不能在法庭上作證、指控白人犯罪，更荒謬的一條是中國男人不能與白種女人結婚和有性關係。
“黃禍論”一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逐漸消聲匿跡。中國現代國家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鵬介紹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是針對華人移民這一特殊族羣的，因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
袁鵬說，繼“黃禍論”後，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也曾炒作過一陣“中國威脅論”，即所謂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
“今天我們所說的‘中國威脅論’主要起源於冷戰結束後。”袁鵬說，“大的背景就是蘇聯威脅消失了，而中國正逐步強大起來。”在袁鵬看來，冷戰後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有四波。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威脅論”氾濫於1992~1993年間。他們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的具體指責。
美國傳統基金會所辦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號上發表了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撰寫的文章，題爲《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時間，名不見經傳的芒羅和他這篇“中國威脅”的文章頓時聲名顯赫，風靡太平洋東岸。
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文也於這一時期問世，該文認爲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成爲西方文明的天敵。
冷戰後第二波“中國威脅論”發端於1995~1996年間，誘因是臺海危機及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時代》週刊記者伯恩斯坦和芒羅所著《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是此輪中國威脅論的代表。
“中國威脅論”的第三次高峯出現在1998~1999年間，爲人們所熟知的《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是其中的關鍵詞。《鼠年》和《紅龍躍起》兩本書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致“中國竊取美國核機密”、“利用華人科學家和學生在美國廣泛搜取情報”、“企圖收買美國政府”等言論甚囂塵上。
“中國威脅論”再掀波瀾是在2000年之後。這一時期“中國威脅論”的內容呈現出“極大豐富”的狀態，各種形態的威脅論不斷翻新，包括“軍事威脅”，“能源威脅”，“科技威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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