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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界定詮釋合肥“無攤”
合肥市市容部門首次迴應國內各大媒體所質疑的“無攤城市”
在今年4月3日召開的合肥市市容環境衛生和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會議上，合肥市市容局局長闞道英在其工作報告中提出：6月底前全部拆除髒破、雜亂店招標牌；9月底徹底邁入“無攤城市”……合肥創建“無攤城市”的說法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國內各大媒體的強烈關注。新華社、《新京報》、《青年時報》 、《海南日報》等紛紛就此說法發表評論並提出質疑。近日，合肥市市容局對西瓜市場的管理“新政”，再次引發了媒體新一輪的議論高潮。6月13日，面對媒體的評議一直保持沉默的合肥市市容局局長闞道英，首次對合肥創建“無攤城市”這一說法的來龍去脈及其本意作出了正面解釋，並以此迴應了國內各大媒體的相關質疑。
“這只是一個獨創性的歸納”
對於合肥創建“無攤城市”這一說法的由來，闞道英說：這只是一個獨創性的歸納。
她解釋說，中央文明委對合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曾作出了有關城市攤羣管理方面的要求，主要就是要求大街上無沿街倚門設攤、亂停亂放攤位、店外店等。市裏有關文明創建部門將其歸納爲合肥創建“無攤城市”，並將這個歸納下達至市容局，後來被應用在工作報告中，並在今年4月3日召開的合肥市市容環境衛生和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會議上作了宣讀。合肥創建“無攤城市”的說法由此傳開來。
對於合肥創建“無攤城市”這個提法的正確與否，闞道英認爲：這個說法不夠準確。可以理解爲，有關部門意在提出一個響亮的說法，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闞道英說，對於城市攤羣點的管理，市容局一直在按照中央、市委及市文明委的要求做。日前，合肥市文明委已下達了相關要求，孫志剛副書記還作了專門的佈置，即大規模取締全市的流動攤點、無證攤點。與去年相比，今年合肥市的攤點管理有了明顯的改善。
“媒體的質疑源於理解的不同”
自合肥創建“無攤城市”的說法提出以來，媒體爭議就不斷，主要是針對這個說法本身提出質疑，甚至是批判。比如，《新京報》的報道認爲，城市化的推行，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建立“無攤城市”的目標永遠只是脫離實際的“烏托邦”……如果強制推行，只不過增添了攤主的“打游擊”頻率，增添了城市管理者“圍追堵截”的成本而已”。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媒體反對聲一片。
闞道英說，媒體的質疑源於理解的不同。對於“無攤城市”，可以有兩種理解方式，如果絕對的理解，就是一個城市沒有一個攤點；而狹義的理解，則是指一個城市沒有違規的攤點，即在城市不準設立攤點的區域內沒有攤點，尤其是主次幹道上沒有違規的攤點。市容局所理解的“無攤”顯然是後一種，而媒體多數是前一種理解。因此，這也是市容部門面對媒體的爭議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但是，闞道英同時指出，沉默並不代表漠視媒體的爭議。她說，自己一直在密切關注媒體的不同議論，對媒體提出的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意見或建議已經在工作中有所汲取。
西瓜“四進”與“無攤”無關
隨着西瓜銷售旺季即將到來，年復一年的“賣瓜難”又將上演。今年媒體所關注的“賣瓜難”顯然有了新視角，即日前市容局提出的西瓜“新政”與創建“無攤城市”的關係。
今年合肥市規定瓜農賣瓜不得佔據主次幹道，必須進入小區、農貿市場、小街巷等銷售點。在原有的78處銷售點的基礎上，市容局又在全市部分物業小區和背街小巷增設了327處西瓜銷售點。這個新規定意味着過去的路邊攤將不被允許。此舉在合肥引發爭議，市民、瓜農認爲這項創建“無攤城市”的措施造成了“買瓜賣瓜兩難”，甚至有的報道將“賣瓜難”的問題直接歸罪於西瓜“新政”。
對此，闞道英鄭重表明：西瓜市場管理方式的轉變與“無攤”無關。她解釋說，往年由於開放主次幹道銷售西瓜，致使滿城是瓜攤、到處是小四輪和手扶拖拉機，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市容市貌和交通安全，主次幹道秩序混亂，交通安全事故頻發，市容環境衛生管理失控，髒亂差現象十分嚴重，廣大市民和外來投資者對此反映強烈。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這種單靠開放主次幹道售瓜的做法，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賣瓜難的問題，反而嚴重影響了城市形象，影響了城市的投資環境。
對於今年的西瓜“四進”新措施，闞道英認爲既兼顧了瓜農賣瓜，又兼顧了城市市容環境衛生的管理。當然，她也認爲這個新措施只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要像南昌以及鄭州那樣進超市、進商場。
“無攤”仍是合肥努力的一個方向
在合肥市市容環境衛生和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會議上，闞道英除了描繪今年城市環境衛生管理的藍圖外，她還在報告中提出了今年全面完成“超南昌、趕北京”的奮鬥目標。南昌可以說是一個“無攤”城市了，超南昌也就意味着“無攤”將成爲該市城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的一個努力方向。
闞道英在接受採訪時肯定了這一說法，她認爲根據合肥目前的狀況，做到絕對無攤還不可能。學習南昌，是要學習南昌總的管理經驗，“無攤”只是一部分，可以作爲合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一個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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