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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六五”計劃和長期規劃問題時指出：集中使用資金勢在必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蘇聯在這方面也沒有解決好。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決心要下，明年就要開始。現在資金太散。我們歷來解決困難，最後落實到集中統一。要真想搞建設，就要搞點骨幹項目，沒有骨幹項目不行。鄧小平在談到科學技術工作和人才培養使用工作時指出：我看最難的是這一條。沒有一套辦法，怎麼能把幾百萬知識分子骨幹用起來?人才，只有大膽使用，才能培養起來。說缺乏經驗，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積累經驗。體制改革，中心應當抓住兩條：一條是建立起管理體制、責任制，制定出規章制度、定額等等；第二條是解決好領導班子，選出“明白人”組成領導班子。這一條可能比第一條更重要。沒有“明白人”出來當家，一個單位搞不出什麼成績出來。現在是應該把這個問題講得更明白的時候了。衡量一個單位改革是否見效，不僅看它定了什麼規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選的人好不好，這是問題的核心，20年規劃能否實現，關鍵就在這裏。現在要聚精會神把長遠規劃搞好。長遠規劃搞好的關鍵，是前10年爲後10年做好準備。
7月29日，鄧小平召集胡喬木、廖承志、姬鵬飛、黃華、鄧力羣，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改爲“進入”，篡改侵華歷史的問題進行研究。鄧小平指出：在我們宣傳報道中要發消息、登文章，批駁他們篡改侵華歷史這件事以及他們的觀點。在文章中，要點出這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企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一種活動，是爲了將來稿擴張所做的輿論準備。我們的史學界應當寫些文章，法學界包括國際法專家也要寫。可根據國際法和二次大戰後審判法西斯罪犯的情況，證明日本確實是侵華的，篡改侵華史是違反歷史和國際法的。我們所寫的文章都要針對他們所說的所謂修改教科書、篡改侵華史是什麼“內政”，“別國不得干涉”，圍繞這一點進行批駁。所謂“內政”的說法，其目的就是把過去的活動說成不是侵略。要把他們的這個觀點駁倒。要及時報道、轉載日本各界包括教育界發表的不贊成日本文部省以及軍國主義分子篡改歷史的談話、文章。今年八·一五，《人民日報》要寫紀念社論。強調中日友好及其歷史淵源，中間要有日本侵華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歷史中，只有一段短暫時間不愉快。問題是對這段歷史要有個正確的認識和對待，不能也不允許進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兩國關係才能按正常軌道前進，中日兩國友好的願望才能真正實現。
7月3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設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辦法，是我們幹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在這個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幹部隊伍年輕化，爲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十年，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個問題”。陳雲也在會上作題爲《幹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是黨的一件大事》的重要講話。
8月6日，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討論並通過分別給劉伯承、蔡暢的致敬信，在他們因年高久病，不再擔任領導職務之際，以全會的名義表達全黨同志對他們的親切問候和崇高敬意。全會決定，9月1日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就分步驟直到最後徹底解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衆國聯合公報》。公報重申了中美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關於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中國政府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政府非常重視與中國的關係，並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美國政府理解並欣賞1979年1月1日中國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和1981年9月30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這個公報是繼1972年兩國政府發表上海公報和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公報之”後，第三個有關中美關係的重要公報。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關於中美聯合公報的聲明。
8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祕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第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是維護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我們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
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爲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被逮捕關押受審查；後來又被定罪判刑，開除黨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佈：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爲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爲他恢復名譽。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復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國共產黨3900多萬黨員。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審議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確定黨爲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而奮鬥的綱領；審議和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按照新的黨章的規定，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並致開幕詞。在開幕詞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命題。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他提出，八十年代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發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今後一個長時期，至少是到本世紀末，我們要抓緊四件工作：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內破壞社會主義的犯罪活動；在認真學習新黨章的基礎上，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這四件工作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保證。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題爲《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報告宣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努力，我們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鉅任務，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總任務的要求，從這次代表大會到下次代表大會的5年間，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繼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認真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報告強調指出，在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以後，黨中央曾多次鄭重提出：我們黨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戰略方針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都告訴我們，是否堅持這樣的方針，將關係到社會主義的興衰和成敗。因此，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全黨的任務，是各條戰線的共同任務。在這同時，要努力促進祖國統一的大業，繼續爲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紀末的20年內，一定要牢牢抓住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這幾個根本環節，把它們作爲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爲了實現20年的奮鬥目標，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10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國經濟情況和發展趨勢之後作出的重要決策。
大會通過了胡耀邦作的報告；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根據新黨章的規定，大會選出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10人，候補委員138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32人。葉劍英、陳雲也在大會上就幹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等問題發表了講話。9月11日，李先念在全體會議上宣佈大會勝利閉幕。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選舉萬里、習仲勳、王震、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鄧穎超、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楊尚昆、楊得志、餘秋裏、宋任窮、張廷發、陳雲、趙紫陽、胡喬木、胡耀邦、聶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名)；姚依林、秦基偉、陳慕華爲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爲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爲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萬里、習仲勳、鄧力羣、楊勇、餘秋裏、谷牧、陳丕顯、胡啓立、姚依林爲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郝建秀爲候補書記。全會決定，鄧小平爲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爲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9月1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鄧小平當選爲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當選爲副主任。鄧小平指出，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建立的，是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要聯繫羣衆，真正起到黨章規定的“助手和參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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