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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法》到底應該反什麼？
日前，有媒體報道稱，《反壟斷法》將成爲繼《物權法》、《破產法》之後又一部審議前夕突然撤下的重要法律。該文援引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人士的解釋是：“具體原因很難講，有議程的原因，但總的來說還是爭議比較大，委員長會議認爲尚不成熟，不符合審議的條件。”不過隨後又有消息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將如期對《反壟斷法(草案)》進行初審。
我們認爲，這一頗具戲劇性的變化，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反壟斷法》艱難的立法過程伴隨着激烈的爭執和無奈的妥協。其中最典型者莫過於，學界對於《反壟斷法》本身是否具備合理性，就有着完全相反的不同看法。
在西方成熟經濟體中，作爲自由化大背景中的一部分，當前漸成主流的認識是，政府很難獲取完備的信息、知識和激勵，因此寄望於行政力量介入市場活動以圖解決市場失靈，效果並不總是很理想。
除了這些通常慣有的擔心，中國反壟斷立法的複雜性還與其特殊的國情密不可分。僅從大的方面來說，漸進式改革就決定了在不同的時點上，中國經濟中的壟斷特質是不同的。換言之，從1994年首次被列入立法規劃以來，醞釀中的《反壟斷法》始終面臨着環境的變化和指向上的變化。
譬如說，從公開報道來看，在最近一次《反壟斷法(草案)》修改中，“禁止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一章被整體刪除。而中國轉軌階段的實情則是，即便是一些表面上看起來屬於自然壟斷和經濟性壟斷的現象，往往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或操縱的結果。這充分反映出中國經濟改革中經常碰到的困難—在一種尚待完善的機制、體制條件下，改革的當期目標並不總是吻合於長期目標，而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不斷改革的對象。
缺乏具體條文而僅在總則部分一筆帶過的反行政壟斷是遠遠不夠的。一方面，基於部門利益的剛性化以及缺乏足夠的內部壓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很難在短期內自發地出現根本性變化；另一方面，因改革開放特別是入世承諾所帶來的壓力，政府通過制度性安排以建立和維持壟斷的難度會逐漸增大，由此，各種各樣的非制度性壟斷可能就會不斷增加，也就是說，行政性壟斷可能會以更爲隱蔽和微觀的方式滲透到經濟運行中。顯然，面對這種變化，過於粗放的法規不免捉襟見肘。
這種立法上的不完善其實正是改革漸入深水區的具體表現。國家發改委綜合改革司司長範恆山曾指出，隨着改革向縱深發展，長期作爲改革領導者、組織者和推動者的政府部門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對象，其擁有的權力和利益將被較大幅度調整甚至剝奪，因此，其改革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亦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在當前階段，作爲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層面思考和確立自己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和定位，堅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職能的轉變。把不屬於政府承擔的事交給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爲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只有這樣，才能爲包括反壟斷在內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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