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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爲，國家發改委的人事變動彰顯其擴權衝動，並可能牽動下一輪機構改革
作爲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中樞部門，國家發改委內部正在進行着一場涉及各個層級的“大調整”，並將對下一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產生深遠影響。
上週有消息說，國家發改委十四個司局的正副司局長正在進行大範圍的“輪崗”，涉及司局包括諸多命系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部門：包括能源局、經濟運行局、價格司、經濟體制改革司、發展規劃司等等。該消息還稱，接下來處級幹部也將“輪崗”，調整的範圍和力度之大在近些年國家發改委中“實屬罕見”。
而此前的6月14日，兩位地方政界的“明星”式官員陳德銘、張茅被國務院任命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也印證了發改委內部正在萌動的擴大影響的傾向。“發改委作爲國家第一大部委，正在通過幹部調整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國家發改委的一位消息人士這樣解釋。
談到國家發改委的職能管理，有人進行過這樣的比喻，把它形容爲在中國經濟領域中無所不包的“章魚”———就像一個總頭腦，其觸角向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都伸出去，並和國務院的有關部門形成橫向聯繫。如果這個比喻成立的話，現在看來，這隻章魚正在悄悄地堅實着自己的臂膀。
人事變動彰顯擴權衝動
在中國，人事變動往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從中不僅可以顯現對官員素質的選擇標準，更重要的，在於可以從中窺探出一個部門的發展方向。
從本次發改委司局長的“輪崗”來看，其意圖就在於，通過專業部門和綜合部門負責人的對調，提高發改委的綜合辦事能力。
本次“輪崗”採用的原則，可以用“虛實結合”概括。“虛”是指一些規劃、指導性質的司局，如規劃司、綜合司、經濟體制改革司等；“實”是指負責制定具體政策的部門，如財政金融司、就業分配司等。所謂“虛實結合”就是指將“虛”部門的領導與“實”部門的司局長對調。
其調整思路，從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範恆山調至地區經濟司任司長，而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孔涇源調至經濟體制改革司任司長，規劃司副司長徐林升任爲財政金融司司長即可看出端倪。
相對各職能部門負責人的“輪崗”，國家發改委近來頻頻進行的高層變動或許更加值得關注。
去年8月，發改委三位新任副主任走馬上任，他們是原安徽省委副書記張平、原西部辦副主任王金祥、原發改委農村經濟司司長杜鷹。前兩位長期在宏觀經濟部門工作，出任發改委副主任符合綜合能力強的要求(張平於今年初調任國務院副祕書長)，而農業方面的學者型官員杜鷹的上調，則彰顯了發改委從“條塊”轉向“全面管理”的意圖。
對於近日陳德銘、張茅履新發改委副主任，分析人士指出，兩人的特點和工作背景恰恰吻合了國家發改委未來的定位———強化自己宏觀經濟“總管家”的地位。
在如今中國的政治生態中，中央和地方官員互動有助於上情下達、瞭解基層，這要求官員有更強的綜合執政能力。這個背景下，有着很強地方領導經驗，尤其是能夠獨擋一面的綜合性官員自然十分“吃香”。
還有一點不容忽略，就是上述兩人都是所謂勇於創新的“魅力型官員”，這對提升國家發改委的關注度不容小覷。
陳德銘被香港媒體評爲“罕有的具國際視野的官員”，去年他被邀請參加財富論壇，會上直接用英語和企業家們交流，並且利用餐會的時間四處發放名片。而張茅所領導的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的發展，在中國改革發展中也具有“急先鋒”、“領頭羊”的地位。
今年57歲的陳德銘，曾任蘇州市委書記、蘇州工業園區工委書記、陝西省省長。他的主要業績，是成功實踐了以吸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蘇州經驗”，雖然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只長骨頭不長肉”的非議，但無疑吻合當前發改委的“口味”。國家發改委網站顯示，陳德銘現在負責發展規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和能源方面的工作，分管發展規劃司、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能源局，並“協助馬凱同志做好全面工作”。
而出生於1954年2月的張茅，此前擔任北京市海淀區區長、北京市市長助理、北京市副市長等職務。目前在國家發改委負責交通運輸、社會發展、就業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工作，分管交通運輸司、社會發展司、就業和收入分配司。
擴權是非
坐落在北京月壇南街一幢灰黑色大樓的國家發改委，一向有“經濟國務院”之稱，而對其“經濟權力過大、計劃色彩過濃”的非議，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與其的“出身”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國家發改委的前身，是成立於1952年的國家計劃委員會，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中，原國家計委更名爲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加上2003年原國務院體改辦和國家經貿委的部分職能的併入，形成了現在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目前，國家發改委是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
由於發改委的強勢，它的每一個變化都讓社會敏感。就在本次輪崗中，惟一一位原體改辦的官員範恆山調離經濟體制改革司，還引起了一些老體改辦的人對“發改委中改革派日漸式微”的唏噓感嘆。
“不必對此多慮。”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梁認爲，從計劃到規劃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在從具體產品的計劃向宏觀經濟的規劃轉變過程中，“有很多東西是不能一下子砍掉的”。
他並不否認發改委正在進行或明或暗的“做實”。但他不認爲這標誌着“計劃派”的“復辟”。“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發改委的強勢發展有其合理性。”
“發改委裏每一個觸角都是高度專業化的，又牽扯到非常宏觀的全國性事務，所以‘擴容在所難免。”高梁告訴記者，發改委總部(26個職能部門)的編制才900人，管理我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經濟總量這麼大的國家，“再增加900人也不多！”
但實際上，國家發改委無論是從官員的數量上還是享受的待遇看，都已經令其他部委“難望頸背”。國家發改委網站顯示，包括主任、副主任、紀檢組長、正副祕書長在內的國家發改委領導有16人之多，職能部門達到26個，這些在各部委中都相當顯眼。而除了主任馬凱爲國務院組成人員外，陳德銘、王春正、張國寶等副主任還享受着正部級待遇。
更關鍵的在於，用控制的眼光看，多少人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發改委不能總是抱着‘管’的理念，不能總強調‘工業司只有20多人，一個人管一個工業部門還管不過來呢’，要是真這麼說，別說900人，就是9萬人也是管不過來的。”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就表示，雖然擴權有很多“看起來很美”的理由，“但要警惕以實現的路徑作爲一個藉口”。
牽動下一輪機構改革
作爲國務院第一大部委，國家發改委近來的一系列動作無疑將牽動着下一輪政府機構改革。
自從2003年商務部成立以來，很多學者提出了“商務部和發改委，到底誰應該成爲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命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餘暉去年就公開撰文指出，建議儘快調整政府機構，將商務部改組爲經濟貿易部。他的具體設想是，同時將發改委的產業政策司和經濟運行局，建設部的住宅與房地產業司，以及信息產業部的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國家旅遊局，文化部的文化產業司和文化市場司，新聞出版署的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和電子出版管理司以及出版物發行、印刷業管理司等相關行業管理機構也整合進來。
“建立一個類似於日本的原通商產業省綜合性經濟貿易的主管部門。”他告訴記者。
但從現實情況看，這種設想的可能性不大。高梁表示，我國的商務部“沒有必要完全模仿美國”。“商務部目前還沒有流通、金融、地區、投資的職能，而這些職能賦予了發改委，優勢在那兒擺着呢。”
退一步說，如果發改委的職能將繼續強化，那麼其他一些和發改委業務相重合的部委改革或許將提上日程。
毛壽龍就認爲，下一步應該把建設部、鐵道部、交通部等行業性部門按照政資分離的原則，模仿現在民航總局或者電監會的形式，其資產交由企業運作，由現在的行業主管部門轉變爲監督、協調和公共管理部門。
“明年動作應該不大，2012年應該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機構調整。”毛壽龍說。
當下，每個部委都有擴權的衝動和傾向，在這場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中的“諸神之爭”中，F·A·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那段關於“自發秩序”的經典論述最具有啓發意義：“我們所努力爲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並不知道理性何以有效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爲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爲正是這個領域，纔是理性據以發展和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惟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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