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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改革我國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指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羣體還很脆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認爲：“我國至今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6月28日的《廣州日報》稱，我國中等收入者或滑向貧困，或在壓力和迷茫中堅守，中等收入者成爲“易碎”羣體。
在現代社會，中等收入羣體的作用極其重要。首先，中等收入者最希望社會和諧、經濟穩定發展，是社會的“穩定器”，中等收入者所佔比例大也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實踐證明，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越大，社會就越穩定。其次，中等收入者是穩定的消費羣體，是拉動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流力量。中等收入者數量越大，市場就越大，經濟就越發達。其三，中等收入者是社會發展最具創造力、最富挑戰精神的一個羣體，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具活力的中間力量。
因而，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形成高收入人羣和低收入人羣佔少數、中等收入人羣佔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這種近似橄欖形的社會收入分配格局，是最理想的狀態。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先後進入“橄欖型”社會———即“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佔據主導位置。1975年時，日本的中產階層已佔勞動人口的34%。這爲日本社會的穩定、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相比之下，“我國至今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的現狀委實令人擔憂，這是我們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原因之一。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必須減少乃至消除導致中等收入者“易碎”的因素。
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過低是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地區和行業競爭的初始機會不均等、壟斷行業、各種非法尋租行爲等等，導致收入呈現兩極化趨勢。目前，教育、醫療、住房佔去了一般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甚至，許多人因爲其中的一項(比如供應子女上學或親人遭遇大病)花費就會傾家蕩產。至於住房，更是使相當一部分中等收入者淪爲“房奴”，將他們牢牢套住。加上水、電、油、氣等的壟斷性掠奪，社會保障體系未能建立，脆弱的中等收入者很難積攢起繼續發展的資本，更難形成穩定的中等階層，而只有當中等收入者走向中等階層，“橄欖型”社會才能最終形成。
而且，作爲收入調節工具的稅收，也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稅收制度對做大中等收入羣體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其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但是，在我國個人所得稅中，80%來自工薪階層，而佔社會財富40%以上的富人們，卻通過逃稅、漏稅等方式推卸責任。這種逆向調節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抑制了中等階層的形成。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它必須通過增加公共資金投入，來降低教育、醫療、住房等費用；通過打破壟斷，既消除壟斷企業對公衆的持續掠奪，也因爲公平引入競爭給人們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同時，還應該改變目前的稅收制度設計，使稅收真正發揮“限高、促中、提低”的作用，爲更多的人從低收入者轉爲中等收入者進而轉入中等階層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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