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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者成“易碎”羣體新一輪分配製度改革啓動中等收入者既要“擴容”更要“維護”
上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改革我國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指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敏感的經濟學家很快洞察到，經過20多年的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公平”成爲了新着力點，中等收入者成了迫切要壯大的社會階層。這是否預示着，中等收入者很快就要成爲我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事實上，由於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及時跟上，我國中等收入者還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他們或滑向貧困，或在壓力和迷茫中堅守。中等收入者需要“擴容”，也需要“維護”。
受廣州“東拓”戰略的影響，天河公園板塊異軍突起，近兩年一系列新樓盤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楓葉路處於天河公園正門口，路的左邊是兩個新樓盤——歷德雅舍和珠江俊園。
相對於廣州普通的消費者而言，這兩個樓盤顯然屬於高檔社區，它們的均價大約在7000元~9000元/平方米。所以在很多人看來，住在這兩個社區中的大多數人大抵上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者。
而與歷德雅舍、珠江俊園一牆之隔，楓葉路的右邊是著名的城中村上社村，這裏住着數以萬計的外來民工，以及少數在天河商業區上班的白領職員(他們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不得不“委身”於城中村中)。在這裏，除了少數靠高額房租維持高收入的房東外，大多數人可以歸爲低收入羣體。
狹窄的楓葉路，由於施工車隊常年通行，現在變得坑坑窪窪，加上旁邊的農貿市場不時有污水流出，烈日下，路面變得腥臭難聞。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時間，珠江俊園的不少業主都會捏着鼻子從這裏走過。
簡單的捏鼻子動作，折射出的是這些中等收入者自身的無奈，以及他們對馬路對面另一羣體的另類心態。
一條狹窄的馬路，一面破落的圍牆，隔開的是兩個差異不少的社會羣體，而像這樣的路、這樣的圍牆在中國不在少數。
中等收入者身份認同缺乏
張旭(化名)，31歲，珠江俊園的業主，今年年初入住。當聽別人說他屬於中等收入者時，張旭顯然感到很意外：“我怎麼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爲買了房子？如果是那樣的話，正相反，我是給銀行打工的民工。”
顯然，張旭目前還缺乏中等收入者的自我身份認同。
像很多剛步入這一羣體的人一樣，張旭大學畢業後在廣州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經過幾年的拼搏，有了一些積蓄。可是去年年底，一套70多萬元的房子買下來，張旭立即就成了徹頭徹尾的房奴，另外還欠着銀行40多萬元的貸款。
但是，別人看不到張旭的壓力，他們仍然習慣於把他看成是中等收入羣體中的一員，因爲張旭有着10萬元的年收入(完全進入了6萬元~50萬元的中等收入者劃界線)，享受着清潔、寧靜的小區生活，接受着周到的物業服務。
當然，張旭懷疑自己的階層身份是有原因的，雖然他現在每個月能掙8000元左右，但扣除銀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業管理費、水電費、電話費和上網費，以及日常諸多的其他消費，加上每個月還要給遠在湖南的年邁父母寄些贍養費，他每月實際上所剩無幾。
兩種社會身份的尷尬
這個月月初，張旭的父親在家裏的臺階上摔了下來，這一意外幾乎耗盡了他本已不多的存款。“我現在是苦苦支撐着”，張旭向記者大吐苦水。
令張旭苦惱的是，這樣的日子他不知道要維持多少年。“20年？也就是銀行按揭結束的那一天。這不是等於說，我20年的努力僅僅是爲了維持這個所謂的‘中等收入者’的身份？”
而令張旭更擔心的是，一旦家裏有人生什麼大病，他真的可能穿過楓葉路，滑落到另外一個社會羣體中去了。“從馬路那邊要跨過來可能很難，但要滑過去卻非常簡單，只需要你失業、單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員生病！”
“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區，過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張旭用這樣一句話形象地概括了他的社會身份尷尬。
半年來，張旭的確過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在飯桌上他不再和朋友搶着埋單，不再陪女朋友逛街，想打一次出租車都要盤算上好幾分鐘，連剪髮也要選擇一個低檔的理髮店。另外，他偶爾還會走過楓葉路，到對面去買些便宜貨。
一邊是擔憂一邊是渴望
跨過楓葉路，再穿過圍牆的小門，那邊就是完全另一個景象。與歷德雅舍、珠江俊園的寧靜相比，這裏喧囂熱鬧得多。上社村住着幾萬外來工，也養活着幾千小商販和無證“走鬼”。
街道兩旁排滿了各種小商店、髮廊和網吧；髒亂的路面上則擺滿了各色攤位，他們中有賣盜版光碟的，有吆喝行人擦鞋的，有信口雌黃地算命的。從早上6時到深夜2時，這裏一直人頭攢動，人們的生意似乎都很不錯。
由於歷德雅舍、珠江俊園的業主入住的時間並不長，周圍配套的設施還不到位，因此，馬路對面來這裏消費的中等收入者有不少，就像張旭一樣。這裏的幾家餐館經常將外賣送往上述兩個小區。
與張旭不同，住在上社村的人們幾乎都希望能跨越楓葉路，到馬路那邊去生活，因爲那就意味着他們提升了自己的社會身份。
但是，根據經濟學和社會學學者的研究，在沒有經受過良好教育的前提下，低收入者提升自己社會身份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與對面的人過來相比，他們跨過去要艱難得多。
中等收入者緣何看低自己
不過，這並不影響人們的努力和渴望。
在這裏，有勤奮工作的生意人，也有兢兢業業的打工者，還有那些長期徘徊在彩票銷售店前渴望一夜暴富的年輕人，他們無一不想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張旭經常走過楓葉路，同時他也承認自己的未來極爲可能遊離於兩個羣體之間，“我一直不認爲自己是一箇中等收入者”。與張旭一樣，在記者採訪的衆多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的人當中，大多數人不承認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那麼，究竟年收入多少可以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呢？對這一問題，包括著名學者吳敬璉在內的衆多經濟學家都認爲，目前很難給出一個定量的解釋。不過，學術界認爲年收入6萬元~50萬元應該基本可以涵蓋絕大多數中等收入者。
顯然，張旭等人的年收入在這一範圍之內，但他們爲什麼如此“看扁”自己呢？
“這種對自己羣體身份的不認同反映了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預期。”廣東南華工商學院院長易江教授分析說。
在易江教授看來，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了中等收入者的自我危機感。“經濟穩定性預期、組織穩定性預期是人們對未來承受能力的指標之一，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位破壞了中等收入者的穩定性。”
而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在記者接觸到的衆多中等收入者當中，聽得最多的就是這樣的話：“我一旦停止工作，現在的一切就不復存在。”“就我那點存款，如果國家宏觀經濟出現問題，我立即就一文不名了。”“我的財產就是一棟房子，如果家裏出現意外，我沒有抗風險的能力。”等等。
所得稅利息雙重壓力
易江教授還談到，導致中等收入者身份認同危機的還有國家稅收政策，“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是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我並不是說這個羣體不應該繳納個人所得稅，而是國家在制定稅收政策時要充分考慮納稅義務人的利息負擔。”
據易江教授介紹，在美國等“稅息掛鉤”國家，納稅義務人在交納個人所得稅前要扣除每月承擔的銀行利息。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羣體正好也是按揭購房的主力軍，他們看似領取着頗高的收入,但事實上要承擔利息與所得稅的雙重壓力。
中等收入者的這一脆弱性、不穩定性在統計學上也得到了引證。長期研究收入流動性問題的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講師王海港博士對記者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也就是我國啓動分配製度改革，打破“平均主義”的時候，“持續處於中間收入位置的人持續減少”，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大約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間收入位置，他們絕大部分遁入了社會收入的最底層。
面對這些不穩定性，近年諸如“房奴”、“僞中產階級”、“脆弱的中產者”等字眼屢屢被人提起。
“我有時真的想把房子賣掉了事，那樣我會卸掉所有的壓力，但又不甘心。”是在壓力下堅守着中等收入者的身份榮耀，還是跨越楓葉路那條社會身份的界線？張旭面臨着艱難的抉擇，抉擇帶着迷茫，帶着徘徊。
對於中等收入者的不穩定性和身份認同危機，易江教授認爲，中央準備爲中等收入階層“擴容”的同時，必須完善相關的制度對這一階層進行足夠的“維護”，制度保障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要建“稅息掛鉤”的個稅政策，爲中等收入者減壓。“對中等收入階層我們是‘維護’與‘擴容’同步進行。”
中等收入者擴大有利於社會穩定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羣體還很脆弱，很不穩定，“我國至今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這樣認爲。有網友甚至撰文提出“拯救‘中產’者”的口號。
但從中央改革部署上看，爲中等收入者“擴容”已成定局，並着力打造“橄欖型”社會結構，即讓中等收入者成爲佔社會人口最大的階層。顯然，中央已經開始對我國社會持續的貧富分化狀況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在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列出的120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基尼係數排在第85位，接近一些社會分化嚴重、經濟增長停滯的拉美和非洲國家。學者普遍認爲，我國的貧富分化幾乎到了極限。
構建“橄欖型”社會
實際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早在黨的十六大上已經開始強調。王永平和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劉江華等學者認爲，這表明中央已決心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近年來，我國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滿，成爲了社會穩定的隱患。由壟斷和腐敗造成的分配不公更是屢受人們所詬病。“壟斷行業職工一個月的住房公積金比我的工資還高，這能公平嗎？”中共廣州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王永平這樣對記者說。而著名學者吳敬璉甚至認爲“腐敗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
“橄欖型”結構之所以有利於社會穩定，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劉吉作出了這樣的解釋，“中等收入者成爲人口的大多數，就穩定了社會人口的大多數。爲了保持既得的生活水平，中等收入者也最希望最支持社會穩定，而這正是一切社會改革和持續發展的先決前提。”
那麼，就目前而言，怎樣才能“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呢？
在王永平看來，首先政府必須加大公共產品的投入，特別是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走自主創新的路子，同時還要加快城市化建設。
不過，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徐現祥博士認爲，無論是分配製度改革，還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都不意味着走回頭路，“改革當然不是要‘吃’富人，也不是要放棄‘效率優先’的原則。我們還需要把‘餅’做大，然後才談得上中等收入者的‘擴容’。現在人們都說電力部門是壟斷行業，收入太高，但我接觸到一位電力公司的老總還抱怨說與香港的同行相比，他們的收入實在太少了！”
70年後“中產者”成中堅
顯然，“培育”和“擴容”中等收入者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易江教授看來，它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易江教授認爲，普通人要進入這一階層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繼承；二就是自身受到良好的教育。
因此，目前數以億計的民工和失業工人絕大多數屬於低收入羣體，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很難從中等收入者的“擴容”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很難跨越那條隔開兩個社會羣體的馬路。中等收入者“擴容”部分主要來自下一代或下幾代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強經過研究認爲，至少經過50年~70年時間，中等收入階層纔會成爲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短短20餘年，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分化
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幾度改革收入分配機制，平均主義被打破，收入分配體現了“效率優先”原則。
1992年，我國確定了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此後，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比重不斷攀升，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城鎮非公有制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在1998年首次超過公有制單位，此後仍不斷攀升。另外，人力資本也越來越顯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決定性作用，職工之間工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與此同時，原來由國家統一制訂和管理的各個產業工資標準，也在深化國企改革中被打破，帶有壟斷性的行業工資與普通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資差距也在拉大。這是市場因素帶來的合理收入差距。
非正當收入呈現增長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我國始終處於一個經濟和社會轉型期，這種轉型，既包括經濟體制由過去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市場經濟轉軌，也包括工業化帶來的由落後的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還包括與上述兩個轉型同時發生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轉型。
這種社會轉型，必然導致在新舊體制銜接方面出現漏洞和暫時無法界定領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和領域，從而爲社會收入分配方面產生合法壟斷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環境和溫牀。而這些非正當收入，隨着市場的放開和法治不健全，迅速蔓延。這些問題必須在進一步的改革中解決。
“二次分配”未受足夠重視
1992年以後，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在食品、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國家補貼或統包制度，取消了國家對城市糧、油及副食的補貼;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實行住房商品化;積極推行醫療保險、“大病統籌”來替代過去的“公費醫療”；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國家包下來的政策，允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收費。另一方面，國家通過深化國有企事業改革，改變了過去職工吃企業“大鍋飯”，使得部分國有企業職工失業，他們走向了低收入階層。
鄉村財富流向城市
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後城鄉之間的財富流向，即農村剩餘勞動力和財富流向城市，出現了由農副產品爲主的產品“剪刀差”流動轉變爲以人力、土地、資本爲主的資源流動，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據測算,1988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爲0.341,而到2003年迅速上升到0.46，早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歷史證明，收入差距的擴大，一方面，是所有制結構變化和市場調節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諸如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房地產、煤炭等資源性行業的暴利沒有得到遏止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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