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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回憶錄《一箇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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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陝北根據地後，毛主席帶着一些同志去看望我們這些小鬼，毛主席詢問了我的一些情況後說：“你好命大！過雪山沒有凍死，過草地沒有餓死，大江大河沒有淹死，人小命大呀！”
記者：您長征的時候多大？和您在一起的都是紅小鬼嗎？
李耀宇：我們是混在長征隊伍裏的“娃娃衛生隊”，有一百多人，最大的十七八歲，最小的只有4歲。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由江西根據地出發，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徵。1935年年初，我所在的四川王坪紅軍總醫院開始準備長征了。我們這些小同志組成“紅四方面軍總部衛生隊”，我被任命爲衛生隊大隊長。說起我的年齡我也說不準，直到我入黨填表時一位學員大姐幫我算過，後來我兒子也幫我算過，應該是1921年生人，長征那年13歲吧。說到我的生日，就把我入黨的日子當作是我的生日了。
記者：爲什麼會有這麼多娃娃紅軍？你們在衛生隊能做什麼？
李耀宇：這些娃娃紅軍和我一樣，都是在家裏沒有飯吃，在家裏餓肚子吃不飽，紅軍路過他們的家鄉時，看到這些孩子這樣下去只會餓死，就把他們都帶上，跟着紅軍走。這些孩子的家長沒有能力養活自己的孩子，只要誰給飯吃就讓孩子跟誰走。這些孩子後來就到了川陝根據地，由張琴秋大姐(紅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帶着。我們在醫院的護士訓練班學習清洗、換藥、包紮、辨認中草藥和護理傷員，還負責爲傷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採藥製藥等。長征時，我們這些小紅軍人人背一隻布挎包，一條幹糧袋，沒有棉被揹包，離開王坪紅軍總醫院，沿着紅軍路標指引的方向向前走。進入丘陵地帶，我們遇見了蛇羣，大家提心吊膽，幸好我們都沒有被毒蛇咬傷。穿過蛇蟒之地，我們又來到險峻的川蜀棧道，那是古人在懸崖絕壁上鑿洞，橫向嵌入三尺長的木樁，再鋪上圓木或石板構築的懸空“天橋”。就是在過這“天橋”的時候，一位小戰友掉下山澗摔死了……
記者：您當時也那麼小，就不害怕嗎？
李耀宇：沿岷江前行我們到了北川，接連五六天我們在原始森林裏行軍。進入深山之後路越來越難走，我們遇到了兩座山脊間由一根圓木架起的獨木橋，站在雲霧中若隱若現的獨木橋前，我膽戰心驚，久久不敢邁腿，衛生隊的小夥伴期盼地望着我，都不敢走過去。幾經猶豫，我心一橫，說，死也要過去！我想出了一個“騎馬過橋”的主意，俯身用雙腿騎在獨木橋上，雙手抓住圓木，身子一弓一伸地向前挪動，兩眼緊盯着木橋不敢向下張望，只覺得腳下冷風颼颼。全隊的小夥伴都學着我的樣子過來了。我們衛生隊翻過邛崍山，經松潘轉向毛兒蓋。在這裏，我第一次與紅一方面軍相遇。我們看到紅一方面軍的戰士衣衫襤褸，面色青黑，許多戰士的褲管和衣袖爛成布條，露出一根根肋條骨，叫人好心酸。沒多久，我們又開始上路，橫穿阿壩草原，然後南下進入西康省大渡河邊的丹巴縣，準備過鐵索橋。鐵索橋是由9根碗口粗的鐵鏈掛在大渡河兩岸，紅軍攻克丹巴時，四川軍閥劉文輝撤退前，斬斷了6根鐵索，紅軍工兵將一塊塊半尺寬的木板捆綁在僅存的3根鐵索上，木板與木板之間有半尺寬的縫隙，一眼望去，大渡河在腳下漩渦翻滾，不由得令人膽戰心驚。我們衛生隊的這些小夥伴幾乎是爬着過的鐵索橋。
記者：過雪山的情況怎麼樣？
李耀宇：從丹巴到道孚，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山脈橫臥在我們的面前，這也是紅軍長征攀登的海拔最高的路段。最艱難的是在大雪山上露宿，小夥伴們不分男女，互相擠在一起，藉助相互的體溫抗拒寒冷的山風。疲憊使我們很快睡着，但寒風又馬上把我們吹醒。寒氣冷入骨髓，大家凍得渾身發抖，牙齒上下鋪“嗒嗒”直響。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每人咬一小塊辣椒噙在口中，慢慢熬到天亮。前面的山路越來越陡峭，積雪越來越深厚，大家身上衣着單薄，腳上還穿露腳丫的草鞋，在風雪中行走，真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才行啊！在最艱險的路段，夥伴們互相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在雪槽路里一點點向前移動。當時紅軍戰士大多沒有棉軍衣，穿的都是四川家鄉的單衣，經過長途行軍，已經是破衣爛衫，飢餓、疲憊和寒冷折磨着每一個人，我眼看着許多戰士撲倒在雪地裏死了。當我們氣喘吁吁地爬上雪山之巔時，感覺呼吸更加困難，如同有一隻手卡住喉嚨，腦袋劇烈地疼痛起來，我用力揮手示意同伴們趕快離開雪山頂峯……
記者：聽說您還差點被一位善良的藏族阿媽收養？
李耀宇：衛生隊到甘孜後，我和兩名6歲的小夥伴住在一戶3口人的藏胞家裏，每天藏族阿媽都給我端來滾熱的奶茶和香噴噴的糌粑，用慈愛的目光看着我狼吞虎嚥地大吃。我在他家吃住了一個星期，但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有一天，藏族阿爸找來了土司，告訴我，說藏胞想把我留下來，說我跟着紅軍走，沒吃又沒喝，不定哪天就死在哪裏了。我說，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呀！又一想，在這裏呆下去不行，我對土司說，我還得跟紅軍走。後來土司就把我的話告訴他們家的人。臨走前，藏族阿媽爲我殺掉一隻小羊羔，給我做成一個金黃色的羊皮背囊。藏族阿媽一邊哭一邊從長袍裏掏出六七個青稞餅裝進我的衣袋裏，還有炒麪、羊肉乾、牛肉乾。我跪在草地上，給藏族阿媽磕了三個頭，他們嗚嗚哭着，把我攬在懷裏，我也哭了。在日後最艱苦的草地行軍中，藏族阿媽給我的這一口袋青稞炒麪，救了我和許多小夥伴的性命。
記者：過一回草地要多少時間？
李耀宇：有走五六天的，有走十多天的。渡過嘎曲河後，草原漸漸變了顏色，一片片水草沼澤在草原中縱橫交錯，一蓬蓬蒲團大小的草墩子之間積滿了爛泥污水，一羣長腿尖嘴的灰白色大鳥，定睛地望着我們這些娃娃兵。先頭部隊在草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若隱若現的腳印，給我們提示前進的方向。但一趟腳印不能走過多人，否則一旦踩破草皮，就會陷入泥沼之中，招來滅頂之災。衛生隊一百多人在草地裏拉開空當，互相招呼着四處散開，踩着泥水中的草墩一蹦一跳地前進。草墩相距遠時，我們只好戰戰兢兢地趟着沒膝深的淤泥，深一腳淺一腳地行進，直到踏上堅硬的草地纔算鬆了一口氣。草地裏的氣候變幻莫測，十分惡劣。一會兒是烈日灼烤，汗流如雨，一會兒又烏雲滾滾，鋪天蓋地的暴雨夾裹着雞蛋大的冰雹傾盆而下。我們按照藏族土司傳授的方法，伸張雙臂把身旁的茅草攏在一起，將草梢尖挽成扣結，一蓬茅草就成了圓錐狀，然後在底下扒開一個洞鑽進去，只聽見冰雹砸在“草錐”上噗噗的聲響而不會被砸傷。冰雹停了，我們立刻鑽出來撿拾泥水裏的冰雹，咬碎瞭解渴。冰雹剛過，太陽剛剛露頭，狂風又來掃蕩，緊接着連綿陰雨又淅淅瀝瀝地下起來，不一會兒，雨絲就變成了白花花的雪霰，然後變成鋪天蓋地的鵝毛大雪……
記者：那人呢？人怎麼樣？
李耀宇：人都溼透了，沒有一塊乾的地方。那時也沒有雨傘，也沒有任何遮雨的東西。下雹子也好，下雨也好，下雪也好，都是在夏天，一出太陽，天馬上就變了，人不會凍壞。那時大家都沒有穿的。
記者：那都穿什麼呢？
李耀宇：沒過草地以前，老百姓用犛牛毛織的毛布，穿在身上非常扎人。什麼顏色都有，白色、黑色。我們過了草地到達陝北的保安，毛主席他們見到我們這個樣子，毛主席說：你們四方面軍吃苦了，受罪了！你們把身上穿的都脫了，該燒的燒了，該埋的埋了。我們身上都長滿了蝨子，我穿的那一件衣服，燒的時候在火裏噼裏啪啦地特別響！後來，讓我跟着毛主席的大祕書黃祖炎做事。幾天以後，毛主席帶着一些同志去看我們這些小鬼，毛主席詢問了我的一些情況後說：“你好命大！過雪山沒有凍死，過草地沒有餓死，大江大河沒有淹死，人小命大呀！”黃祖炎知道這件事後讚歎地說：“好不簡單呢！毛主席還來慰問你。”草地那麼艱苦，全隊沒有餓死一個人。當我們終於走出草地，吃上老鄉爲我們做的饅頭和麪疙瘩湯時，卻有兩個小夥伴不聽指令，偷偷多吃，結果給撐死了。主要是餓得太久了，胃受不了。
記者：能講一講您自己在長征路上的感受嗎？最艱苦的時候是怎樣度過去的？是什麼信念支撐着您？
李耀宇：最艱苦的是過草地，我剛纔講了，下這麼大的雹子，我們都鑽到草裏邊去，不鑽進去就被砸死了。那地方，今天下的是雹子，到了明天就下起大雪來，腿在雪地裏凍得都拔不出來。什麼信念？道理很簡單，你不走就只能是死。
記者：您那時候知道紅軍是幹什麼的嗎？
李耀宇：知道。我爸爸回來後，打土豪分田地。我們的部隊是紅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我父親是在給人織布時遇到了紅軍，給紅軍帶隊翻過了大巴山，之後就參加了紅軍。
李東平畫外音：我爲了寫這本書又帶着父親回了一次延安。當年毛主席的小院旁，現在已經蓋起了居民樓。我父親領着我，看着山的方位，憑着他的記憶，繞到樓後頭，告訴我，就在這兒。這是當年毛主席與賀子珍的居住地。那個窯洞就是毛主席戴八角帽，斯諾拍的那張照片的背景上的窯洞。可現在卻沒人知道了。延安現在用來展覽的毛主席故居，是毛主席後來和江青居住的窯洞……
說心裏話，幫助父親斷斷續續回憶了18年，但我仍然不能真正洞悉他的內心世界。在那片天地裏一定有光明、榮譽和自豪，也一定有黑暗、屈辱、恐懼、憤怒、不平和思索。父親一定隱藏了許多的史實和隱私，那將是永遠的謎，也是我的無奈。我猜想他，儘量展示歡快的人生，來鼓舞他的子孫尋找生活的樂趣，多一點生活的理由。夕陽餘暉中，我經常看見父親獨自一人呆坐，久久地凝視着窗外……
記者印象：並不私人的“私人記錄”
李耀宇參加紅軍時，還只是一個十歲出頭的孩子。爲了尋找投了“紅棒佬兒”的父親，爲了能吃上一頓飽飯，這個從小沒了娘、連自己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的四川山裏娃娃從放牛的地主家逃出來，一頭撲進紅軍隊伍，成了一名紅小鬼。1935年他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三次翻越茫茫雪山，跋涉死亡陷阱般的草地，飢餓，嚴寒，一次次接受生存極限的殘酷考驗，眼見小夥伴的死亡……毛主席讚歎他是“人小命大呀”！
前不久一個安靜的下午，我專程採訪了已八十多歲的李耀宇老人。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裏，我彷彿穿越時光隧道，跟隨這位當年的紅小鬼，回到了上世紀初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偉大征程中。
這位老紅軍的家在河東區一棟普通的住宅樓，一箇舊式的獨單元裏，沒有進行過裝修的房間只有單人牀、寫字檯等幾樣簡單的老式傢俱，甚至沒有沙發。老伴兒去世以後，他和住在附近的女兒一起生活。老人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顯然爲這次採訪已經做好了準備，沒有客套就直接進入主題。他腰板挺直地坐在一把硬板摺疊椅上，稀疏的長眉下，雙眼眯縫着陷入那並不如煙的往事之中……
那不僅僅是一段歷史，那是他用血肉之軀經歷的人生，是他生命中一段刻骨銘心的歲月。由於耳朵有些背，他聽不太清楚我的提問，似乎也不希望被人打斷，一經開口，便順着自己的思緒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他邊講邊回憶，夾雜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話說得很慢。回憶不起來時，他就用手摸着自己的頭用力想，面頰上細細的血管都清晰可見。他講了長征的故事，也講了在延安如何教賀子珍給毛主席烤制菸葉和做好吃的辣椒油並受到毛主席誇獎等許多細節，在一旁協助我採訪的老人的兒子李東平聽得喜出望外，他說這一段父親以前從來沒有講過……
其實，能夠採訪到李耀宇這樣如今依然健在的長征親歷者，全靠他兒子李東平的熱情幫忙。這個老紅軍的後代，從1988年開始，斷斷續續聽父親講述了那段真實的往事和許多鮮爲人知的歷史細節。他憑着一股激情、執著和耐力用文字記述了父親的革命生涯。18年後，這部與“吳德口述”、“汪東興回憶”並列的“口述歷史”———《一箇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終於出版了。
李東平說：我驚歎父親的記憶力，他繪聲繪色的敘述，重現了往日的輝煌。有時一個誘因的啓發，他會講出一段精彩的故事。2004年10月，央視10套的“探索發現”欄目來採訪父親，講了半天延安“美軍觀察組”，講着講着，父親忽然說，我領着謝偉思(美國職業外交家，延安“美軍觀察組”政治顧問)走上小土坡，主席已經在窯洞前等候。謝偉思雙手抱拳連連作揖，毛主席拉住謝偉思的手一同走進窯洞……說到這兒，父親露出孩童般的笑容，聽得央視的編導攝影們目瞪口呆……
在紅軍隊伍中，身爲“娃娃兵”的李耀宇雖然不是什麼大人物，但他眼裏的大人物卻別有一番情趣。他講述延安時期的毛主席。他說，過年時毛主席給丁玲拜年，第一句話是：“過年了，秀才們好吧?丁玲同志還好吧？”“有一回我正看戲，有人輕輕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讓一下，讓這個年紀大的負責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擠了一擠，露出一段板凳，來人從後面跨過凳子，一屁股坐下來，像傾倒了一座山。這是誰呀？扭頭一看，原來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與我緊緊擠在一起……”
恰恰是這些原汁原味的歷史細節，才更真實、生動地見證了偉大與光榮。
當我問李東平他父親的性格特點時，他只用了兩個字：忍耐。
一歲時死了母親、七歲就給地主放牛的李耀宇參加紅軍的最初動機就是爲了填飽肚子。從相依爲命的祖父那裏，他接受的第一個人生信念就是：活着。可悲的是，在他還沒有機會讀書認字之前，就先被識字的陰影所籠罩———在張國燾搞的那場慘烈的“肅反”屠殺中，他眼見識字的紅軍戰士被抓、被殺。並且得到忠告：“千萬不能對別人說你認識字，你如果說了實話，有人就懷疑你念過書，家裏一定有錢財，就是革命的對象……”從此，他懼怕識字，不願讀書，還拒絕了毛主席和許多中央首長要送他去讀書的好意。
走過雪山草地，歷經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目睹無數死亡，使李耀宇深知生命的珍貴和活着的意義。於是他學會了忍耐，並漸漸地成了他的性格。1936年11月，李耀宇跟隨紅四方面軍來到陝北保安，分配給毛主席的大祕書黃祖炎當勤務兵。黃祖炎要求他“不準玩股票，不準借錢，不準賭博，不準進妓院，不準和社會上的人拉拉扯扯，活到100歲，清清白白也是一個好紅軍。”這些話幾乎成了他一生的生活準繩。
2000年9月，年逾八旬的李耀宇終於踏上西行的列車，和兒子一同回到闊別幾十載的延安。清晨，他拽着兒子攀登寶塔山，去尋訪他當年居住的窯洞，尋找毛主席和首長們當年的足跡。沿着陡峭的石磴，老人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而奮力攀爬，終於在一面土崖前，他發現了兩孔廢棄的窯洞，那是當年中央醫院的舊址。他在此徘徊半日，半個世紀的風雲在他胸中激盪……
老人依然沉浸在歷史的煙雲中，一字一句地講述着，彷彿對我，又彷彿是對自己。他的兒子李東平說：“你就讓他講吧，最好不要打斷他。”那麼，就讓我們一起走進老人的回憶，聽他講述長征，講述那段70年前的崢嶸歲月吧———
李耀宇簡介
四川省巴中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曾擔任川陝蘇區政治保衛局檢察員；1935年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1936年到達陝北，先後擔任過黃祖炎、劉錫五、張蘇、王德等人的勤務員；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到陳雲、李富春、蔡暢身邊工作；1942年擔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1943年到棗園工作；1944年擔任延安美軍觀察組管理員；抗戰勝利之後，到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工作；1949年在天津軍管會服務科負責接待工作，同年8月，跟隨黃克誠南下湖南，擔任中共湖南省委行政科長；1950年任衡陽鐵路局駐上海物資採購組軍代表；1958年任衡陽鐵路機務段黨委副書記；1963年任鐵道部天津物資辦事處儲運科長；1981年當選中國鐵路老戰士協會理事；1982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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