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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在昏暗的竈房裏，王肖龍邊低頭拉着風箱邊對記者說：“我做夢都想上大學，可是又害怕真的考上了，學費不知道從哪裏來。”今年，王肖龍的高考成績比陝西省理科二本錄取線高出24分。
靠種蘋果、糧食、芝麻、綠豆，王家1年的收入不過4000元。爲貼補家用，王肖龍的父親長年在外打工，40多歲就落下了心臟病的根兒，去年僅看病就花了1.6萬元，欠下的七八千元外債至今沒還清。而王肖龍的妹妹今年也在讀高三。
王家面臨的困境，在他們的家鄉陝西省合陽縣——一個地處黃河西岸、渭北高原的“國家級貧困縣”，並不鮮見。最低時1287元，最高時也不過1580元，這是合陽縣近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狀況。
“這可是連燒火的麥秸稈都折價計算在內的。”63歲的合陽縣商會副會長黨憲宗說。
16年來，黨憲宗看到過太多因大學生求學帶給當地貧困農家的種種困境。他自費走訪110戶農家，寫了2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反映農民家庭供養大學生的一系列問題。
不吃不喝奮鬥10年才能供養1個大學生
老黨給記者算了筆賬：供養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約1.2萬元，4年近5萬元。在合陽，這相當於一個3口農家10年的純收入。也就是說，一家農戶不吃不喝奮鬥10年，才能供一個孩子讀完4年大學。
然而，就是這個貧窮的農業縣，卻是遠近聞名的“教育大縣”。
記者在合陽縣教育局瞭解到：多年來，該縣高考升學率始終在當地名列前茅，每年有四五千人升入高校。今年，全縣就有5256人本科上線，4339人專科上線。這其中，80%都是農家子弟。
“就是因爲窮怕了，農民都將改變命運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們上大學，讓孩子跳出農門。”老黨在走訪中發現，爲供養孩子上大學，這些貧困農家揹負起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不少貧困農戶爲供孩子上大學不得不去借高利貸
在黃河邊的坊鎮東雷村，一處很大的院子裏，5間快要倒塌的房子顯現出這戶人家生活上的貧困。農婦王秀娥坐在自家一張矮凳上說：從1995年大女兒考上大學後，連續又有3個孩子上了大學，每個孩子1年的學費、生活費都要1萬多元。至今，家裏已爲孩子們上大學花去了約11萬元。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1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現金收入，買了化肥、種子後，只剩下3000元。
爲了多掙錢，夫婦倆想盡了辦法。除了養雞、羊、牛，已經四五十歲的王秀娥還到山溝裏抓蠍子賣，常被蠍子蜇不說，一次還滾下山崖摔傷了腿。地邊種了點芝麻，只值3元錢，她也捨不得吃。到黃河灘挖藥材，一天掙兩元，王秀娥也要去。家裏還貸過1萬元的高息貸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關鎮小郭村黨某也貸過3萬元高息貸款。“那是‘黑貸’，年利率20%。”她說，當時自己根本顧不上利息多少，只想着能把孩子先送走。黨某的3個孩子都上了大學，至今共花去12萬元，最多時欠外債六七萬元。爲省幾元飯錢，黨某在孩子們上中學時送了7年飯，孩子上高中離得遠，她每天中午提着麪條和饃一路走到縣城，一個來回要花兩小時。
在合陽期間，記者走訪了數戶有大學生的貧困家庭，但幾乎都沒見到大學生本人。這些大學生暑假都沒回家，一是爲省路費，二是爲留在學校打工掙錢。
在當地，每逢暑假，農村的男孩子也會跟隨父母到外地打工，貼補家用。王肖龍就隨父親去過山東，多是在工地上幹些背磚、揚灰的活兒，有時一天的工錢不過5元、8元。
爲供大學生，一些農家被拖垮
上聯：學費掙夠了；下聯：母親累死了；橫批：死也值得。這是一幅由鄉土作家題寫的輓聯，曾貼在王全勝家門上。
年過7旬的王全勝老漢說，自己年輕時因勞動受傷，生活長期不能自理，全家生計僅靠老伴一人支撐。爲籌幾個孩子的學費，老伴種地、幹家務，還要拉煤掙錢，最終積勞成疾，在二兒子考上大學的第二年突然病故。整個家的生活隨之陷入困境。
在合陽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只要家裏出了一兩個大學生，生活水平就會急劇下降。
坊鎮東雷村1組，是全村出大學生最多的小組，63戶中有20多戶供過大學生。這20多戶，也是同組裏家庭經濟狀況最差的。一些人家至今還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在被譽爲“秀才村”的城關鎮小郭村，全村只有500多人，自恢復高考以來，先後出了100多名大學生。與外村相比，小郭村的房舍狀況似乎還停留在20年前。
該村黨支部原書記範永祿告訴記者：大學學費這幾年水漲船高，供養這些大學生至少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上百萬元。目前，合陽的農戶蓋5間的磚混結構平房約需4萬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學生，該村起碼能蓋起近百間新房。
記者隨老黨來到和家莊北渠西村黨某家。她家的大門令記者吃驚：就在黃土牆上掏了個洞，用破木板當門扇。以前，黨家在村裏算得上中等戶，因供3個孩子上學，現在成了村裏最窮的人家。
黨某的一個兒子含淚說，他最難過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錢只有幾元錢。黨某則說，待在家裏，屋裏有糧、地裏有野菜，不需要花錢，但兒子在外面，什麼都要花錢，她1個月才能給兒子300元生活費，讓娃受苦了。說到這兒，母親和兒子都落了淚。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防虜寨鄉定國村農婦黃某的兩個兒女都考上了大學，最多時家裏欠債有10萬元，1年利息得一兩萬元。精神壓力和勞累壓垮了黃某的丈夫，他因無錢治病最終離世。
供出大學生，依然難脫貧
貧困農民含辛茹苦，供養出的大學生能否“反哺”家庭，幫助父母脫貧？答案並不令人樂觀。
走訪中，老黨常會問“供孩子上大學，經濟上是否合算？”這些受訪父母大都回答：我們不算那賬，也從來沒想着讓娃掙錢回來，只要孩子們有知識，到社會上能幹事就行。
王秀娥的兩個孩子已經大學畢業，但都要買房、結婚，經濟緊張，她從不敢要孩子的錢。一次孩子要塞給她300元，她硬是推了回去：“你給我錢，別人不知道，不如給我買身衣服，村裏人看見都知道我娃孝順”。
不僅不求回報，一些父母還心懷歉意。黨某說，人家給孩子留遺產、留房子，而她給孩子留的是債務。皇甫莊鄉一戶農民，爲供孩子上學，夫妻倆砸石頭。這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兒子爲掙學費砸石頭，沒想到出了意外被炸死。就這樣，他們還是將另一個兒子和女兒供到了大學畢業。之後，兒子當了醫生，但至今沒買房；女兒畢業後找了份很不理想的工作。他們說，因爲自己是農民，沒錢幫兒子買房，也沒本事幫女兒找工作，對不起孩子。
實際上，供養出的大學生很少有能力回報家庭。一個農民積勞成疾去世了，黨憲宗對這個農民已經工作的女兒說：“弟弟以後的學費，你得承擔呀！”這位女大學生回答：按說，我應該承擔弟弟的學費，可我工作時間不長，工資不高，又得結婚、生孩子、買房子，還要努力適應城市生活，縮小和城裏人的差距，不然人家看不起我們。我丈夫也出身農民家庭，一個擔子挑兩個包袱，能擔得動嗎？
從合陽考上大學走出來的渭南市農業局幹部王彪告訴記者，有些人在大學畢業20年後，才能回報父母。可這時候，父母已經老了，吃不動，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間。
他們對國家助學政策瞭解不多
針對貧困生上學的資助問題，我國從1987年開始就相繼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這些貧困家庭對此知之甚少。
王肖龍告訴記者，他曾聽同村高年級的學生說過，可以申請助學貸款。但具體怎麼辦？自己一點兒也不瞭解。學校並沒有相關的宣傳，甚至連老師也不清楚，他只能從歷屆學生那兒打聽。
同時，貧困地區的傳統觀念也影響了助學貸款的申辦。記者走訪的7戶農家，提起助學貸款來，他們大多還是主張想辦法向親戚朋友借貸，一是不知道助學貸款到底好不好辦，二是寧願自己欠債，就是再苦再累也能擔，可千萬不能讓孩子剛走出家門，就先背上債。
中國扶貧基金會新長城項目組去年對北京、河北、山西等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百名特困生的問卷調查顯示，近八成特困考生對國家資助政策只知道一點，還有7.1%的特困生表示從未聽說過任何有關國家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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