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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不讓一個寒門學子失學
社會：很多機構都有陽光助學活動
7月26日，接到筆者電話時，中國扶貧基金會尋訪貧困生的一支小分隊正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大水坑鎮貧困生魏琳家。據瞭解，自2002年9月以來，扶貧基金會尋訪寒門學子的活動已進行了整整4年。
據項目負責人陳紅濤介紹，到2005年年底，他們已收到各類捐贈4200萬元人民幣，一共資助了2.3萬名學生。“我們的尋訪活動，一方面宣傳了國家政策，讓貧困學子知道，國家有許多政策可以幫助他們上大學。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通過社會愛心告訴貧困學子，他們並不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被冷落，整個社會都在關注他們，許多有愛心的人也隨時準備資助他們，他們要有信心走進大學校園。”
除扶貧基金會外，社會上還有其他一些資助貧困大學生上學的活動。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7月2日發起了“希望工程圓夢大學”公益資助活動，活動採取“1＋1”結對資助的方式，計劃資助兩萬名今年考入大學的貧困學生度過難關。一旦列入計劃，每人將獲得4000元的資助。
7月2日，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人民網、吉利集團聯合舉辦“尋找大學貧困新生2006暑期行動”，吉利集團向中國教育基金會捐資5000萬元，計劃在5年內資助1000名家庭貧困、品學兼優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大學。
有的媒體還另闢蹊徑，爲貧困大學生暑期打工牽線搭橋。近日，重慶商報開通了熱線，面向社會徵集暑期打工的機會，給上榜貧困生找工作。該項目負責人任曉謹說，現在已經有100多名學子與報社聯繫過，報社也在積極地與百貨公司、電腦城等企業聯繫，力爭能讓貧困考生在暑期賺點生活費。
校方：提前提供勤工助學機會
鄭州大學則提前把貧困生組織到了學校，暑期提前設崗助學。
該校學生處副處長王新建是這個活動的組織者之一。他說，從7月初開始，學生處就經常接到貧困考生的電話，說家裏窮，交不起學費。學生處就琢磨出個主意，提前設崗進行助學活動，通過學校提供勤工助學的機會資助貧困學子上學。
自7月6日起，該校向河南省各縣市138所重點高中學校發信，並通過新聞媒體、校園網等形式向社會公佈這項活動。結果通過電話和網絡報名的學生絡繹不絕，共接到200多名考生的申請。學校一方面“困中選困”，確保最貧困的學子獲得這個機會，另一方面，也將原計劃設立的30個至50個崗位增至69個。
“現在這些學生主要在學校圖書館、教室和校園內從事圖書整理和保潔工作，每天勞動5小時，其中穿插各種文體活動。預計到開學的時候，他們能掙到1500元至2000元。當然，錢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讓貧困學子們知道，窮並不可怕，在各種資助體系下，他們是完全可以上大學的。”
王新建說，鄭大今年本科招生7000人左右，按照往年經驗，預計貧困生佔24%，其中特困生佔5%。“這對學校來說壓力不小，但我們會採取各種措施確保這些孩子順利上完大學。”
資助貧困大學生還得靠國家政策
在採訪中，許多正在從事資助工作的人士紛紛表示，他們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關鍵還得靠國家政策。
扶貧基金會項目負責人陳紅濤說：“雖然我們每年資助1萬名貧困學子，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但對比每年新入學的貧困學子數量，還是很少的。關鍵還是要靠國家助學貸款、商業貸款、綠色通道等涉及面廣，扶助力度大的政策”。
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他介紹，自1999年開展國家助學貸款工作以來，全國申請貸款累計總人數395.2萬人，銀行審批人數240.5萬人；申請貸款累計總金額305.6億元，銀行審批金額201.4億元。這是其他任何項目都難以比擬的。
他還透露，2005年，全國各普通高校通過“綠色通道”辦理入學手續的學生約39萬人，佔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的8%。“綠色通道”是教育部爲幫助貧困學子上大學的一項政策，指拿到錄取通知書後，無論手上有沒有錢，先到學校報到，學校先安排入學，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補助。
崔邦焱表示，“只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完全可以保證每一位考入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學生能夠順利入學並順利完成學業”。
專家態度
救助貧困生體系亟須進一步完善
在7月25日教育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教育部財務司巡視員崔邦焱表示，目前我國已基本建立起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爲主體的資助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體系。
不過，崔邦焱也談到，雖然這一政策體系目前看還比較完善，但在資助貧困家庭學生的實際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政策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他表示，在今後工作中還要進一步探索、改革、完善、豐富這一政策體系，把公辦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工作做得更好。
崔邦焱的這一觀點，也得到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學生資助問題研究專家沈紅的認同。她認爲，高校的貧困生資助體系有必要進一步完善。
沈紅表示，我國政府早就在抓貧困生資助工作，但真正大規模建立資助體系，卻是從1999年啓動國家助學貸款開始的。1999年以來，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屢屢嘗試改進，再結合逐漸完善的資助型獎學金、特殊困難補助、勤工助學崗位津貼、學費減免等政策，有效幫助了一大批貧困大學生進入大學並完成學業。
“成績是明顯的，但是，這個體系還存在一些問題。”沈紅說，首先，由於缺乏可靠的、可覈實的家庭收入指標和資產數據，學校對貧困生資格的判定面臨窘境，資助體系還難以準確地面向真正的貧困生個體。“如何超越我國稅收和財產申報等制度尚未健全的現實，收集貧困大學生的真實經濟狀況信息，使資助政策能夠‘用得其所，助得其人’，仍是一個難題”。
其次，我國的資助體系無論在程序上還是實際操作中都面臨着管理上的困難，比如，尚未設計出一種既方便學生申請又便於學校、銀行有效管理且全國通用的集學生申請信息、各類資助資源、政府政策條款於一身的學生“資助包”，也未設計出一種匯學生借款個性化、還款差異性、信用歷史數據齊全、個人追蹤信息有反映的學生“還貸包”。因此，在借貸上，國家助學貸款等學生貸款項目難以有效惠及所有需要貸款的貧困生羣體；在回收上，無論是對回收重要性的認識還是對回收技術的強調、對回收機構的必要性以及對回收人員工作的要求等，都存在諸多問題。
第三，目前的資助體系，在各種資助資源的使用上仍缺乏必要的協調，以至出現了一些不應有的不平衡。比如，貧富地方政府之間，部屬高校與地方高校之間，甚至學生個體之間，都存在着“既重疊又漏缺”的現象。
沈紅認爲，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加強研究，總結經驗，“尤其要加強教育部門、財政部門、銀行、地方政府及高校之間的團結協作工作”。
南京審計學院的喬春華教授對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也進行過深入研究。他也認爲當前的體系不夠完善。
“比如，雖然獎學金是作爲貧困資助政策存在的，但實際上獎學金是對所有學生的，不屬於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與貧困生吻合概率並不高。”他說。
他認爲，實際中存在的一些暗補，也不利於計算財政性教育支出。在助學貸款方面，國家採取對學生貸款利息由政府貼息50%和建立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兩項補貼辦法，但這種暗補的方式不利於計算財政性教育支出，因爲財政部的撥款指標裏體現不出暗補的款項，因而也無法體現出教育預算來。
“此外，現行高校學生資助體系還存在層次不清、囊括不全的問題。”喬春華說，在“補、減、獎、勤、貸、助”的資助體系中，“獎、補、助、減”與“勤、貸”應分成兩個層次，前者是無償的，後者是有償的。如果放在一起，則資助主體和客體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就難以確立。而且，這個體系主要是校內的，沒有完全體現出國家的、社會的層面，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他部門和羣體的貢獻。
喬春華建議，應當從構建宏觀資助體系、完善貧困生資助法規等方面着手，進一步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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