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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變：蔣介石1926至1937
“槍桿子裏出政權”，這話本出自蔣介石的老對手毛澤東之口，但蔣介石卻實踐得更早。從東征、北伐、寧漢對立、軍閥大戰，直至“剿共”初期，蔣介石憑藉其在軍事上的顯赫戰績，樹立了個人的威望，並由此滲入黨政權力核心。
當然，這並非完全屬“槍桿子”之功，蔣介石的傳記作家布萊恩·克羅澤這樣評價蔣介石，在軍事謀略上，他受過良好的訓練，而且久經沙場，不過與他在戰場上的建樹相比，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陰謀政治。
事實上，蔣介石在這兩方面都表現出了足夠的才能。尤其是在1926年以後，他在國民黨不同派系之間，在各個軍閥、各種勢力之間，甚至是自己身邊的幾個女人之間，都不吝於施展縱橫捭闔的技巧，掌控着自己的命運。當然，他在中國政治中的表現就更加手腕十足。終於有一天，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繼承人，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牢牢把黨政軍大權攥於手心。
學生軍起家的統帥
蔣介石兒時頑皮，常自封大將軍帶一幫孩童衝鋒陷陣。不過，直到他23歲時，他纔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將軍夢”。當年，他從振武學校畢業，以士官生候補的身份進入日本軍隊實習。表面上，這距他成爲將軍還有十萬八千里，然而蓬勃發展的國內革命卻改變了一切。
杭州起事後，蔣介石直接被委任爲滬軍的一名團長。之後，在廣東軍政府他開始了真正的軍旅生涯。從1918年到1924年，他基本上處於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狀態，粵軍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他也往往不忘遊山玩水，雖然如此，他還是一路從粵軍作戰科主任、第二支隊司令、第二軍總參謀長，成爲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
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也有過諸多推諉，這倒並非是他不重視黃埔軍校，而是因爲在剛剛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只被選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屬的軍事委員會，這與他此前提出參與黨務、政務的希望相去甚遠。顯然，孫中山更看重他的軍事才能。蔣介石隨即請辭，並給孫中山寫了一封4000字的長信，以陳其美對其知遇之恩，暗責孫中山對其信之不專、知之不深、愛之不切，共事不和衷。即便孫中山託胡漢民、廖仲愷幾次勸說，蔣介石都不予理睬。
其實，蔣介石深知黃埔軍校對革命的意義。在最初追隨孫中山時，他就提出訓練軍隊的重要性，而他所經歷的粵軍內的派系鬥爭和排擠，讓他對建立一支屬於革命政府的武裝更具熱情。在賦予其籌辦軍校之職時，蔣介石曾感慨說：“以往只有革命黨的奮鬥而無革命軍的奮鬥，故革命總是歸於失敗。開辦軍官學校，就是要爲革命軍的建立奠定始基。”所以，他最終沒有放棄這個機會，並因此得以開創他個人軍事生涯的華彩樂章。
這支學生軍是一支新型的軍隊，完全政治化，不屬於任何個人，正因爲如此，它的出現迅速取代了粵軍在革命政府中的地位。在平定商團叛亂以及兩次東征中，這支軍隊均扮演了主要角色。作爲校長，蔣介石爲它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甚至要求整個軍校都服從他的個人權威，他也借這支軍隊的戰績樹立起他個人的威望。
孫中山去世在國民黨內引發的繼承權之爭，最終成爲蔣介石獨攬軍權的一個機會。當時，急於成爲孫中山繼承人的汪精衛，面臨着自詡爲國民黨正統的胡漢民、掌握軍權的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以及與共產黨、蘇俄關係密切的廖仲愷的競爭。日漸上升的蔣介石，還有前景看好的黃埔系因此成了汪精衛的首要拉攏目標。而蔣介石與許崇智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了，許崇智成爲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內上升的最後一塊絆腳石，但以許崇智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和軍隊中的根基，並非他能輕易撼動的，汪精衛的主動示好可謂恰到好處。
國民黨的繼承權之爭很快發展成左右派的傾軋，結果廖仲愷被右派暗殺，而許崇智也牽扯其中。廖案調查中，汪精衛給蔣介石適時開出了一張空頭支票，命令他“全權處置粵局”。廖案之後，蔣介石成爲廣東軍事實際的掌權者。
而後的第二次東征直搗陳炯明老巢，對蔣介石的意義絕非是錦上添花。《國民週報》曾記述了蔣介石統一廣東凱旋後的盛況，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代表軍事委員會作軍事報告，“詳述國民政府下之武力與臨省兵力比較和攻守大計。報告畢，全場歡呼。有代表提議，全場起立向蔣同志致敬……”會上蔣介石高票當選中央執行委員，終於跨進了他夢寐以求的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這一切，都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職位以及那支學生軍爲他贏得的。
二大後，蔣介石不再擔任第一軍軍長，成爲國民革命軍總監，掌握監督各“軍”大權。此時，距離蔣介石1911年率領百十人攻擊浙江巡撫衙門只有15年。
自學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年1月，廣東政府改組之後，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集大權於一身，國民黨的繼承權之爭彷彿已塵埃落定。此刻，也許根本沒有人能想到，最後勝出的居然是橫空殺出的蔣介石。
蔣介石的成功，除了“槍桿子”所起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恐怕還是權謀。即便蔣介石一開始確不諳此道，但他很快就證明自己是一個進步飛速的“新手”。
他生在一個政治鬥爭異常複雜的年代，要實現他的抱負不可能迴避政治，不可能不講手段、權謀。蔣介石日記也能佐證這一成長曆程。早先，蔣介石常常提到道學所推崇的“誠信”，如他在1923年5月4日的日記中告誡自己：“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啓人不信任之端。”不過，從某一個時候開始，“誠”就極少見於他的日記了。這個轉折點在日記中反映爲1926年，更準確地說是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
普遍認爲，“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大陰謀”。內地的歷史教科書是這樣描述的：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率艦於次晨到達黃埔。20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但從蔣介石日記以及衆多當事人的事後回憶來看，“中山艦事件”是由國民黨右派發動的，連蔣介石的命令也是僞造的。
事發前，蔣介石剛剛與蘇俄、國民黨左派在北伐以及軍隊改編等問題上發生爭執。他在日記中描述事後的心情：“我待之以誠，他們卻報之以詐。”而後，廣州又出現了反蔣傳單，還有人謀刺他，這讓蔣介石處於一種自危狀態。他甚至因此提出辭職，而汪精衛先堅拒挽留後突然同意的態度轉變，更加深了他的焦慮。中山艦事發當日，蔣介石原本是想躲往汕頭的，只是在半路上覺得心有不甘，才返回廣州鎮壓。在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曾去探望稱病的汪精衛，就是認定了“中山艦事件”是汪精衛、蘇俄針對他的一個陰謀。
然而，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打出的“組合拳”，旋即充分展示了他陰謀家的天賦。他串通各軍軍長越過汪精衛直接採取行動，完全出乎汪精衛、共產黨和蘇俄的預料，汪精衛感覺自己受到了欺騙和羞辱，於是託病遠走他國。接着，蔣介石主持整理黨務，通過了限制共產黨的新規則，迫使衆多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各權力機構。同時，他也下令逮捕了矯令的國民黨右派，解散“孫文主義研究會”。所有這些措施，尤其是針對左派和共產黨的行動，是他一直提倡的“純潔國民黨”的策略。
對蔣介石言，“中山艦事件”不僅對於他個人，而且在中國政治史上也是一個重要關鍵。“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升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總攬黨政軍大權。雖然胡漢民很快回到廣州，但好不容易從左派手中奪走的大權，蔣介石當然不會再交給右派，他沒有給胡漢民安排任何職務，直到他悻悻離開。
在個人思想及處世方式上，“中山艦事件”對蔣的影響也極大。在這一年之前，他態度比較光明磊落，有話即說，也不計較後果，如果與同事意見不合，他也毫不戀棧，說得合則留下不合則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對“革命導師”孫中山，他也無忌憚。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愷的長信，提及：
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致於事實上時代上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
這是在衆人都把孫中山捧爲偶像時，他獨自倡言，等於說及至此時孫中山僅有虛名，並無實際之功業。他既能以此見諸言辭，也膽敢將之出於紙墨。而且他在同信內責備孫科，責備鄒魯，甚至責備廖仲愷本人，也都說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於他與許崇智之過節，更是毫無掩飾。
這種態度已不復見於“中山艦事件”之後。事出後約一個月，他在一次公開談話裏說及：“但這要等我死了之後纔可以完全發表，因爲這種內容太離奇複雜了。萬萬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如果我不是當着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並在自己的日記裏直斥：“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黨、一個主義與一人
在獲取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對蔣介石的挑戰不僅來自國民黨內、共產黨，也來自那些大大小小割據的軍閥，甚至來自他身邊的女人。
不過，蔣介石最容易應付的當然是女人。他曾親口把他與宋美齡的婚姻稱爲“政治婚姻”。這話當然是在勸說陳潔如退讓時說的，事實上他對宋美齡有着愛慕的成份。陳潔如記得，提出讓她退讓當天，蔣介石曾一本正經地說：“你知道，我的處境很危險，我必須在你的幫助下采取決定性的行動。如果我貫徹此一任務，中國就有救，我也可以活下去；不然我將因失敗或失望而死，你不願意看見這種下場吧！”儘管根本不相信蔣介石所說的五年之約，她還是順從這個曾經試圖以刀切指向她示愛的男人的安排，但是在駛向美國的輪船上，她就聽到了廣播裏的《蔣中正啓事》“……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兩氏，並無契約……”顯然，蔣介石對陳潔如，同時也對宋氏家族玩弄了一個大花招。而這場婚姻對已然同共產黨攤牌的蔣介石意義重大。
即使是在蔣介石認爲必須與共產黨和蘇俄合作的時候，他也對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存有疑慮。有證據表明，蘇俄之行徹底顛覆了蘇俄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認定，“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巧妙迴避了他對蘇俄的厭惡，以至於連國民黨右派都認爲他是一個純粹的“左”派，甚至一度將他也列入暗殺名單。
蔣介石對蘇俄的態度是，反感歸反感，並不阻礙他藉助其力量。無論在黃埔學校，還是東征之時，他與蘇聯顧問都合作甚歡。即便認爲蘇俄可能參與了針對他的陰謀，而在日記裏將其比作虎狼，他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依然極力不刺激蘇俄。蔣介石明白，在即將開始的北伐中，面對有外來勢力支持的軍閥，革命政府還只能依靠蘇聯。
於是，當北伐把革命影響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蔣介石又一次施展出高超的政治權謀，利用北伐帶來的政局變動，一舉奠定了他在國民黨，進而在中國政治中的地位。
北伐軍的銳氣不但鼓舞了中國民衆，還驚醒了西方列強。現在他們必須對中國政局重新估價，並決定把寶押在誰身上。最終，他們向蔣介石——一個雖然討厭帝國主義，但很少對帝國主義採取激烈行動的領導人——伸出了橄欖枝。對於蔣介石來說，這就足夠了。
1927年終於成爲蔣介石與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徹底攤牌的時刻。在左派佔多數的國民政府中，蔣介石的專權招致了許多人的不滿，他們把蔣介石描述成中國的墨索里尼，不久即決定撤銷蔣介石的各項職務。只不過，羽翼豐滿的蔣介石再也不會束手就擒。他對共產黨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取得了暫時的壓倒性勝利。
繼而，他又聯合部分中央執行委員在南京組建了一個同左派的武漢政府相對立的國民政府。兩個國民政府的軍隊大打出手，北伐徹底停滯下來，曾經被擊潰的軍閥也趁機發起反攻。然而，在打擊共產黨的問題上，兩個國民政府卻很快取得了一致。正是這個一致，使得蔣介石覺得可以依靠再一次的辭職重新獲得主動。他知道，對於重新統一的國民政府而言，對於那些對他效忠的軍隊而言，事實將會證明他是不可或缺的。
蔣介石又對了。因北伐停滯導致的亂局，讓國民政府感到難以收拾，他們必須請蔣介石出山。不過，他們只想利用他的軍事能力，還不想給予他政治權力，因此只把蔣介石選入了軍事委員會。但一切最終證明這都是徒勞的，因爲蔣介石掌握着軍權。
1928年重新開始的北伐異常順利，蔣介石順利剷除了孫傳芳和吳佩孚，而最後一個軍閥張作霖更是直接讓出了北京城，稍後，經過祕密談判，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副總指揮的頭銜換來了東北易幟。
進入北京是北伐取得的最高成就。從表面上看，蔣介石在1928年重新實現了中國的統一，但瞭解真相的人都知道這其實只是一個假象。各地軍閥對中央政府依然心存異心，不久後暴發的殘酷的中原大戰即說明了這一點。
至於共產黨，也許是蔣介石這一生最大的後悔。他以爲再難翻身的共產黨，幾年之後就讓他必須耗費上百萬的軍力進行連續圍剿，並讓他遭受他軍事生涯中最慘痛的羞辱。
蔣介石惟一取得成功的也許是在國民黨黨內。在完成北伐之後，他以又一次宣佈辭職迫使國民黨承認了他的權威。他的同僚發現，現在的蔣介石更加“驕傲自負，獨斷專行”。
1928年10月，國民黨頒佈“中華民國組織法”，開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就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而他的18名政府委員中大多數是右派，沒有左派。
作爲政府主席和總司令，蔣介石終於擁有了壓倒一切的權力。在經過戰爭和幾次引退之後，41歲的蔣介石走到了他人生的頂峯。而且，他能夠十年站在這個頂峯之上巋然不動，直到一個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威脅到他開創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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