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軍長征出發時，輜重如山，騾馬成羣，就像是大搬家一樣。”日前在長征出發地採訪時，黨史專家介紹了“馬背上的共和國”最初的情形。
1934年5月下旬，在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紅軍已不可能在根據地內打破國民黨軍隊“圍剿”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了中央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進行突圍轉移的決策。但是，最初的戰略轉移只是準備到湘西去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那裏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並沒有打算走得像後來那麼久遠。
瑞金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劉良說，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是帶着沉重的“行李”撤離瑞金的。除各種輕重武器外，中央機關大量的圖書檔案、印刷廠的各種設備、兵工廠的笨重器械、造幣廠的石印機、醫院的罈罈罐罐，還有一些破銅爛鐵甚至擦拭機器的破布，都被捆紮成包，一起帶着突圍轉移。
當時的中央機關被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中央領導集中的總指揮部；第二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第二縱隊的東西最多，光挑子就有3000多副。近萬人的隊伍中，大約三分之二的人都手拉肩扛着笨重的器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了名副其實的“馬背上的共和國”。
據贛州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凌步機介紹，長征出發時，李德等人強令部隊採取“甬道式”行軍，一、三軍團擔任左右前鋒，八、九軍團在兩翼掩護，五軍團在後衛壓陣，像“擡轎子”一樣護衛着負擔笨重的中央機關縱隊突圍轉移。一路上，由於騾馬成羣，輜重如山，行動遲緩。敵人處處圍追堵截，紅軍只能消極避戰，邊打邊走。
時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我的歷程》中寫道：“部隊處處捱打，損傷慘重。”好不容易過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爲了行軍和作戰便利，只好把千辛萬苦從蘇區搬來的機器等笨重東西往山溝裏扔。渡湘江時，連電臺的發電機、蓄電池和X光機、印刷機以及幾門小山炮等等，都忍痛埋掉了。”
黨史專家認爲，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是正確而必要的，但“左”傾錯誤領導人在組織實施突圍轉移時，不是以保存紅軍實力、調動和打亂國民黨軍部署、創造有利條件大量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爲目的，而是消極被動地進行逃跑式的“大搬家”。正是這一錯誤的戰略退卻的指導思想，導致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突圍後越走越艱難、越打越被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