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如此“惡搞”
近來，有關“紅色經典”改編及其引發的話題成爲輿論關注的熱點。
針對當前的“經典”改編熱潮，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溫儒敏教授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對經典解構與顛覆的傾向不可等閒視之。對權威與傳統的輕蔑、歪曲與褻瀆，並和商業操作結盟，導致社會‘惡搞’成風，是一種文化病象。”
“紅色經典”的正確普及與改編如今確受歡迎。然而，在一項關於經典改編的調查中，有超過60%的受訪者認爲，利益驅動和盲目跟風是近年來一些“經典名著改編”的主要原因。
名字還是那個名字，故事已非那個故事，情節亦非那個情節，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離。“惡搞”之風愈演愈烈。從視頻到文本，從網絡到電視，從流行歌曲、熱門節目到古典名著、標誌性圖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惡搞”染指。
在商業化誘惑到處存在的背景下，如何維護好、繼承好、普及好“紅色經典”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前人的文化結晶？嚴肅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改編不能“惡搞”，戲說不能“胡說”
網民胡戈製作了《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用以調侃商業娛樂片《無極》，曾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之後不久，名爲《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和《鐵道游擊隊之青歌賽總動員》兩部短片，在網上廣爲流傳。
與胡戈製作《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調侃商業影片、娛樂大衆迥異的是，網民“胡倒戈”所製作的《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調侃的對象是公認的英雄人物，改編的著作是公認的“紅色經典”影片。
在《參賽記》中，小英雄潘冬子變成了一個整日做明星夢希望掙大錢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親變成了“地產大鱷”，而潘冬子的母親則一心想參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還夾雜一些不健康的對白。
實際上，對“紅色經典”影片的“惡搞”和對英雄人物形象的“顛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編的一部作品中，楊子榮變成了一身江湖氣的伙伕；紅色娘子軍的故事被改編拍攝時曾宣稱是一部“青春偶像劇”，吳瓊花與洪常青之間的情感糾葛成爲主要賣點。
針對這些現象，溫儒敏教授表示：“對民族文化經典的拆解、拼貼、戲說或者改寫，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義深度，張揚了感官刺激和情緒宣泄。顛覆經典者在冒犯常規、調侃正經、褻瀆傳統，希望由此獲得一時快感，往往不過是‘憤青’泄憤，網民玩樂，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傳媒正好乘機而入，吹捧炒作，於是顛覆或者‘惡搞’經典的風氣就釀成了文化領域的沙塵暴，越刮越兇。”
認真的“紅色經典”改編值得肯定，譬如《激情燃燒的歲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沙家浜》等電視劇改編得還是比較成功的。但由於一些“紅色經典”被改編失度乃至失真，使原有經典出現了被解構和顛覆的危險。
改編不能“惡搞”，戲說不能“胡說”。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餘開亮博士表示，“紅色經典”是一種伴隨中國革命而產生的獨特文學樣式，它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敘事方式和社會功能。“紅色”和“經典”的雙重特點使得她具有獨特的地位。作爲一種文化現象，對“紅色”和“經典”的解構與顛覆不能聽之任之。
“‘紅色經典’的改編必須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必須有鮮明的立場，必須體現原著的完整性、嚴肅性和經典性。改編雖然可以在故事情節的曲折性、敘事的細節性、人物形象的豐富性等方面下功夫，但原著中倡導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革命激情不能丟棄，更不容‘惡搞’者褻瀆。”餘開亮在接受採訪時強調。 “惡搞”之風可能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
如果說，對“紅色經典”中人物的戲說只是可能“顛覆”英雄的歷史形象的話，那麼，對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蹟進行肆意“惡搞”，甚至毫無根據地“否定”，則可能徹底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顛覆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
經過當年目睹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老兵們的情景回憶和細節描述，董存瑞舉着炸藥包炸橋的事蹟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還要“胡說”和“惡搞”。不久前，某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爲《〈董存瑞〉：“真實”創造的典型》的訪問記，居然寫道：“在事實中，董存瑞死後並沒有立即被評爲烈士，僅僅是通知家人他犧牲了。更重要的是，沒有誰親眼看見他托起炸藥包的情景，這完全是事後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出來的。當時董存瑞沒有帶架子，橋肚上也不能放炸藥。戰鬥結束後，從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婦爲他做的襪底來，於是軍事專家就認爲董存瑞極有可能是舉着炸藥包炸橋的”，云云。
我們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詞必須進行駁斥。同時，更應反思出現這股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惡搞”之風的社會原因。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溫儒敏教授不無憂慮地表示，對民族文化經典做深入淺出的闡釋和傳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這不應該以歪曲或者調侃、拆解經典作爲代價。現在一些“戲說”或“惡搞”的作品，雖然很搞笑，能吸引人，但往往也帶有虛無主義和商業氣息，對年輕人沒有任何益處。
“‘惡搞’成風影響文化生態，顛覆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當今許多正直的人抱怨風氣不好，物質上雖然富足了，可是整個生活品質還應當提高，不能任虛無、玩世、粗鄙的空氣瀰漫周遭。那些肆意顛覆和解構經典的垃圾出版物和傳媒作品，在造成社會生活粗鄙化方面難辭其咎。”言及此處，溫儒敏教授臉色凝重。 改編“紅色經典”須帶有感情和理性
“紅色經典”，是圍繞着革命歷史創作、具有永恆生命力的一些優秀作品。它能在革命歷史時期經過廣大羣衆的鑑賞與檢驗脫穎而出，這本身就說明了它豐富的精神底蘊。
但紅色經典作爲一種歷史的座標，總會帶有特殊時代的烙印，總會與現實有一種距離感，甚至還會包含一些與現代不盡相同的精神成分。隨着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考慮到今天觀衆的欣賞習慣，對紅色經典進行適當的“改編”，甚至進行大膽全新的演繹，也就具備了現實的可能。
溫儒敏教授表示，包括優秀革命歷史創作題材在內的民族文化經典並非一成不變，它的含義可能始終在“流動”，不同時代，人們對經典的理解和闡釋會有變化。我們需要經典，是因爲經典積澱了人類的智慧，可以不斷啓示人們對文化價值的理解。正因爲經典能不斷注入不同時代人們的闡釋，所以能成爲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種象徵。沒有自己經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經典，人們才更感覺到文化的存在與分量。有一個說法:英國人寧願失去英倫三島，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這是極而言之。它說明，經典作爲一種文化積澱物對於民族精神建構的重要性。
“紅色經典”允不允許改編？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事實上，許多優秀革命題材作品正是經過改編才能延續其生命。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該如何改編，怎樣才能實現主流文化認可與觀衆認同之間的“雙贏”。
“紅色經典凝聚着革命時期的特殊情感，包含着珍貴的歷史記憶，已經積澱爲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改編者有責任敬畏這種情感、尊重這種記憶、保護這種財富。”餘開亮博士強調。
他繼而表示，在改編“紅色經典”中過多運用“戲說”、“顛覆”等方式，對於主流文化和觀衆來說是難以讓人接受的。主流文化本來是要藉助“紅色經典”來重建革命的文化傳統，但過分的煽情乃至對英雄人物的“惡搞”，便與主流文化背道而馳了。目前，觀衆對“紅色經典”的注重不是煽情而是珍惜、懷舊，而目前的一些“紅色經典”改編還無法把人們的這種心理很好地敘述出來。這就導致了觀衆對“惡搞”的“紅色經典”極爲不滿。被“惡搞”過的“紅色經典”在主流文化和觀衆那裏都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對兩頭都是破壞。
“經典都會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甚至可能有侷限性，有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成分。我們接受經典，既要有感情，還要有理性，對經典的某些不適合時代要求的部分，當然可以採取客觀的態度。現在那種隨意顛覆甚至‘惡搞’經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沒有這種感情和理性。所以對經典是珍惜、尊重，還是功利的消費、利用甚至褻瀆，既是檢驗改編者價值立場的重要標尺，同時也是改編的邊界所在。”溫儒敏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最後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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