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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日關係出現困難局面，兩國人民擔憂，國際社會關注。今年3月3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會見日本日中友好七團體負責人時明確指出：“之所以如此，責任不在中國方面，也不在日本人民，癥結在於日本個別領導人堅持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傷害了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損害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胡錦濤主席清晰地表明瞭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要打破中日政治關係僵局，必須首先消除日本個別領導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這個影響中日關係改善的癥結問題。遵循這一原則立場，中方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可是身爲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卻對中方的嚴正提醒和善意規勸置若罔聞，竟然不顧日本國內民衆的強烈反對，不顧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不顧中日關係發展的大局，公然在“8·15”這個特殊的日子再次參拜靖國神社。這不僅是對戰爭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再次嚴重傷害，也給剛剛稍有回暖的中日關係重新蒙上陰影。他似乎對這一卸任前的“收官之舉”頗爲得意，實際上不過是給自己從政生涯又增添了一個重重的政治污點。
(一)
遵守《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是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日本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中方歷來認爲，正確認識和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是日本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必要條件，也是中日之間一個不可繞開的重大原則問題。然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卻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無視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做出的一系列鄭重表態和承諾，連續六年參拜靖國神社，還聲稱參拜是“衷心地爲了和平”、“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別人不應該干涉”。
在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到底是中國小題大做還是日本領導人一意孤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靖國神社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建立於1869年的靖國神社，在二戰結束前，由日本的軍部管轄，是號召日本國民獻身“聖戰”的重要場所。如今這裏不僅祭奠着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戰爭中的戰歿者，還供奉着包括東條英機等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罪的14名甲級戰犯。這14名甲級戰犯中，有13人直接參與和指揮了侵華戰爭。而靖國神社附設的遊就館裏，不僅陳列着戰犯們的照片、遺物，還展示着14名甲級戰犯在獄中籤名的日本國旗，解說詞上寫着“太陽將重新升起”的字句。在這裏，侵略不叫侵略，而叫“進入”；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日本人爲保衛日本而戰的戰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做出的判決，成了對“真實的歷史”的篡改，“對日本人的名譽、驕傲和尊嚴的一種犯罪”。直到最近，遊就館專門增發的中文、韓文介紹冊中，仍然毫不遮掩地把被處決的戰犯稱爲“昭和英魂”……
如此靖國神社，如此遊就館，哪裏是日本人祭奠亡靈、悼念親人的殿堂？分明是歪曲歷史、踐踏公理給戰爭罪犯樹碑立傳、鳴冤招魂的場所！
無論在日本人眼中還是在中、韓等國人民眼中，靖國神社都不是一座普通的神社。它直接涉及對人類一段重要歷史的評價，牽動着衆多二戰受害國人民的情感，關係着對國際正義與公理的認同與顛覆。因此，日本政府領導人對它的參拜，就不只是日本內政，而是涉及中日復交的政治基礎，涉及日本戰後重建的出發點，涉及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同時，也已不僅是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成爲日本與亞洲受害國之間、日本與國際社會之間的問題。
(二)
與歪曲歷史的教科書一樣，打着祭奉亡靈招牌的靖國神社，實際上早已被視爲日本少數政要及右翼勢力錯誤歷史觀的重要標識；而圍繞參拜問題的紛爭，本質上是正確與錯誤兩種歷史觀的較量。少數日本政要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再三參拜靖國神社，表明了對錯誤歷史觀的頑固堅持和對日本軍國主義“光榮業績”的追思。把參拜靖國神社說成“是個人‘心靈問題’”，甚至貼上“日本傳統文化”的標籤，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是不可能得到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人民的理解和認同的。
由於歷史和社會背景的不同，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傳統。作爲一個曾經飽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受害國，中國政府和人民從來沒有反對過日本民衆按照自己的傳統憑弔在戰爭中死去的親人，對他們去靖國神社祭奠自己的親友也不持異議。但是，對於國家的政治代表、日本政府的領導人，前往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爲軍國主義張目的靖國神社，中國人民則無法接受。而事實上，靖國神社問題根本就不是什麼“日本傳統文化”。其一，甲級戰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罪惡累累的劊子手，把他們堂而皇之地當作“英雄”祭拜，把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侵略戰爭當作“偉業”歌頌，恐怕連多數日本人也不會同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這樣的內容。其二，日本是在二戰結束後，於1978年實現甲級戰犯合祀的。曾大力推動“合祀事業”的青木一男(曾任東條內閣的大東亞相)當時曾赤裸裸地表示：“如果不實行合祀的話，就等於承認了東京審判的結果。”由此可見，把戰犯“請進”神社的“合祀事業”，完全是在否定戰爭罪責的錯誤歷史觀主導下出籠的一種特定行爲，並非什麼日本傳統文化。
中、韓等亞洲受侵略戰爭蹂躪國家的人民以及國際社會反對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不僅表達了心理的反感，更是表明了一種堅持對歷史負責的嚴肅態度。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反對的是軍國主義及對軍國主義的推崇和懷念，是希望日本摒棄錯誤的歷史觀，尊重歷史事實、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防止歷史悲劇重演。靖國神社問題對於中日關係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作爲政治家，包括小泉在內的歷屆日本領導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以往的領導人也都採取了明智而謹慎的處理方式，但惟有小泉首相不顧中日友好的大局、堅持連續參拜，並明確表示，他參拜靖國神社的意義要到二三十年後才能顯現出來。這說明，小泉首相從內心也並沒有真正把堅持參拜當作單純“個人‘心靈問題’”的小事，而是有着自己深遠的政治考慮的。難怪有分析家認爲，小泉是試圖通過自己的“強硬”和“執着”，來換取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對日本錯誤歷史觀的接受和認同。
中國曆來重視中日關係，並真心實意地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但是在事關大是大非的原則方面，我們是不會退讓的。如果誰執意要做一個自大的民族主義者和復活軍國主義的倡導者，那麼結局只有一個，就是把日本從中日友好的正常軌道上越拉越遠，並最終使日本淪爲“亞洲和世界孤兒”。這是中日兩國人民都不願看到的。
(三)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篡改歷史，就是重蹈覆轍的開端。
二戰結束雖然距今已近61年，但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期間所犯下的暴行，並沒有隨着時光的流逝而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淡去。國際社會有良知的人們，也不會忘卻那段充滿血腥的歲月。“遺忘屠殺，就是二次屠殺”。從這個意義來講，靖國神社及其大肆宣揚的錯誤歷史觀，對於中國及其他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而言，是不能容忍的。
衆所周知，從19世紀後半葉起，日本逐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發動和參加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其中大多數是侵華戰爭。在近100年中，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使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遭受了慘重破壞，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損失。尤其是在1937年以後的全面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隊屠殺中國軍民，強行掠取勞工，蹂躪和摧殘婦女，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等一系列滅絕人性的慘案，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至今，中國的國土上還遺留着數量巨大的化學彈。據不完全統計，二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二戰勝利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中國、蘇聯等國家的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使發動侵略戰爭、雙手沾滿各國人民鮮血的罪魁禍首受到應有的懲處，伸張了國際正義，維護了人類尊嚴，代表了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民的共同心願。這是歷史的審判！任何挑戰這一正義審判的企圖都是不得人心的。
雖然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民族災難，但中國政府和人民以博大的胸懷，最大的善意，不計前嫌，不念舊惡，對日本做到了仁至義盡。先是禮送200多萬日本戰俘及其家屬回國，後又釋放了在中國關押的戰犯，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事實證明，中國對日本，是寬容大度的，光明磊落的。也正因如此，中國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讚許。
而中國所期待的，不過是日本能夠正視歷史事實，把真實的而不是篡改的、完整的而不是殘缺的歷史，用真誠的而不是虛僞的態度告訴日本國民，讓子孫後代不忘汲取教訓，並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實現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信爲萬事之本”，當年中國的義舉感動了田中角榮首相和日本的廣大國民，而田中首相回贈給周恩來總理的這句日本格言，也表達了日本反省戰爭罪行的決心和勇氣。中日恢復邦交以後，兩國之間雖時有摩擦，但雙邊關係基本上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發展。
進入21世紀，中日關係本應譜寫出新的篇章，不料身爲日本首相的小泉卻以年年參拜靖國神社的倒行逆施，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爲中日關係發展設置障礙、蒙上了濃重陰影。更爲離奇的是，面對國際輿論的譴責，麻煩的製造者卻擺出一副無辜的神態，說什麼：“我也是日中友好論者，是中國不願舉行首腦會談”。這種反是爲非的言行，不僅中國不能接受，也理所當然受到了衆多日本政治家、民衆以及外國政要的嚴厲批評。
(四)
中日一衣帶水，比鄰而居。中日和則兩利，鬥則俱傷。在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今天，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中日關係應該改善，政治障礙必須排除。二戰後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曾經被周恩來總理稱爲中日“民間大使”的西園寺公一之子西園寺一晃在小泉首相的母校慶應大學文學部教授日中關係課程，去年年底期末考試時，他給學生出了一道試題：“假如我是首相，應該怎麼樣處理日中關係？”結果，在99名學生中，90%的人寫道：“應當停止參拜靖國神社。”這一回答，再清楚不過地表達了日本人民的心聲。而日本最新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超過了50%。
曾經與日本有着相同經歷的德國，早在幾十年前就勇敢地卸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曾經說過：“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現在是盲目的。”1970年12月7日上午，作爲一個曾經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的國家的代表，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雙膝跪倒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做的人下跪”。勃蘭特之跪，沒有令德國失去尊嚴、失去榮譽，相反，卻贏得了歐洲的諒解和全世界的尊敬。歐洲之所以有今天的和解，與德國對本國戰爭罪行的深刻反省和真誠懺悔密不可分。德國人把德國的榮譽和尊嚴與納粹帝國分開，與希特勒分開，從媒體到教科書，都沒有也不容許爲納粹及希特勒辯護。相比之下，日本極少數右翼勢力，把日本人的榮譽和驕傲及尊嚴與軍國主義的覆沒、與早已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戰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行爲，是多麼的缺失誠意與理性。
中日關係出現困難局面，既不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國際社會的願望與期待。中日邦交正常化34年來，中國曆屆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發展對日友好關係的基本方針也從未發生改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爲鑑、面向未來”。胡錦濤主席在會見日中友好七團體負責人時特別強調，只要日本領導人明確做出不再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的決斷，中國領導人願就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與日本領導人進行會晤和對話。胡錦濤主席表達的立場，爲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指明瞭方向，既體現了中方致力於中日友好的積極姿態，也顯示了中方致力於解決當前問題的誠意。
極個別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使中日政治關係陷入僵局。日本領導人真心要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就繞不開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僅中國政府和人民，韓國等亞洲戰爭受害國人民，包括日本本國人民，都期待日本領導人拿出實際行動，本着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以足夠的誠意和勇氣，克服政治障礙，使中日兩國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在這個問題上，用得上當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的一句話：“解鈴還需繫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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