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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爲止，中國農民工進城已近30年。
在普通市民的印象中，農民工給人的整體印象是：他們衣衫襤褸，從事着城裏人不願意乾的勞動強度大和環境惡劣的工作，整天拖着疲憊的身子，除了幹活還是幹活，他們像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野百合。臺灣歌手羅大佑有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農民工的春天更多地體現在他們的業餘生活中，那麼，他們擁有的是怎樣的一個春天呢？
“離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邊沒有那好衣裳也沒有好煙/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幹/心裏頭淌着淚我臉上流着汗……”北京朝陽區北雙橋的一個馬路邊傳來整齊的男女聲多重唱，顯然這曲目還停留在10年前的歌唱水平上，除了這支歌，基本上就是“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之類。民工老蔡是晚間唱歌票友會的組織者，像這樣經常參加活動的有四五個人，被戲稱爲“常委”。
他們就住在不遠的工棚裏，每天晚上大約8點半之後，就自動集合。馬師傅用二胡充當樂隊，老蔡喊上開水泥店的老闆娘，聯歡的帷幕基本就拉開了。
53歲的老蔡是馬路對面樓盤施工工地的工人，前年從牡丹江來到北京的：“我好唱兩口，不太會唱戲文，馬師傅是南邊這個小區的，看到他一個人幹拉，我就乾脆跟他配合了。”今年7月初，在這裏開水泥店的東北老鄉馬玉花(化名)也加入並且升爲領唱，“烏七八糟票友會”正式成立。馬路南面，將近400米的臨時大排檔上方，拉起一盞盞的白熾燈，成了他們的舞臺燈光。這裏每天晚上都有20人左右的鐵桿聽衆。
“抽袋煙，解心寬。可我不抽菸也不喝酒。唱歌挺好，這就算是窮開心吧。”每月掙一千多塊錢的老蔡這樣解釋他的“窮開心”，這樣的“窮開心”也並非每個從事建築的農民工所能有的。
“我去過天安門！”
瑞氣副食店的晚上生意很好，兩塊錢一包的“沙河”牌香菸每晚都能零賣出去四五條。老闆的訣竅是，晚上把21吋的彩電放在外面，民工們就都圍過來看，多的時候有50多人。
小孟是依依不捨離開這裏的，他還要加班。
沒人逼他加班，但每天10個小時之外，多出的幹活時間算加班。小孟很勤勞，每天都要主動加兩個小時。“我們每天起碼要幹13個小時，加班可以多拿錢！”小孟所在的工程裝修隊部分農民工來自陝西安康，工頭和他們都是彼此相鄰的鄉親，當初工頭找他來北京“幹建築”，一來就是10年，10年中連自己都數不清轉了幾個工地，現在小孟已經是而立之年。
懷柔距小孟的住處有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程，這段是他最喜歡走的路線，車行的盡頭是他的媳婦。媳婦爲了能和小孟在一起，也在小孟進京不久，到懷柔一家服裝廠找了一份工作，“她收入沒我多，但那裏幹活不累，時間比我富裕，也能請假。”儘管工地一人一個坑，但小孟還是堅持每個月去媳婦那裏和她呆上一兩天。結婚8年，還沒要孩子。當初來首都心裏都想着天安門，但在北京兩個人都沒怎麼出去玩過。
食堂是小孟喜歡的地方，大家鬧哄哄地打飯，然後再鬧哄哄地吃。晚上吃完飯就在瑞氣副食店前看會兒電視，最多不超過半小時，然後走路10分鐘到工地加班，一般每天都要加到凌晨兩三點，“早8點準時上班”,小孟認真地說。這樣的工作時間決定了他一進工棚便倒頭大睡。“都沒去過天安門！不瞞你說，我甚至快10年沒看電影了。”
河南滑縣的小張在看電影上比小孟幸運，不但看上了，而且還是國外的片子。工地上前幾天來了不知是哪裏的放映隊，“支上大白幛就放，我看不懂，看不懂也看！”小張20歲的眼睛裏顯出一種異樣的貪婪。
最奢侈的事，是和工地的小弟兄們到大排檔喝酒。如果高興，小張每個月能有3次光顧大排檔，因爲每隔10天，工頭就給他們發50元錢。
大馮是“水郡長安”工地的保安，他從湖南常德來到北京，就是想看看首都。來北京兩個月就請假跑去看了天安門，從升旗到降旗。由於沒錢，大馮只在故宮的外面轉了轉就返回了。“我去過天安門！”他有些自豪地說。他下一個目標是攢錢去長城，他認爲到了北京不到長城是件極沒面子的事情。和大馮同樣是月薪800元的小王，看起來還是個孩子。他來北京半年了，天天在工地讓他心煩，而每月800元的薪水使他“掙個臉給家裏看看”的心思落了空。他準備回家，在拿到工資後，小王說他馬上就去天安門玩，還有頤和園也一起看了。
“北京哪會有我媳婦”
昏暗的燈光中，53歲的老賈在抽菸。
這個工棚樓是搭建的三樓，老賈坐在一樓看那臺“雪花紛飛”的電視，這還是爲了保安值夜班從廢品回收站購置的。據老賈說，這電視在工棚區只有一臺。周圍是架子牀和薄樓板，地板黃暗，每個牀頭都是各種各樣髒鞋子。
老賈負責後勤，自稱“別人不管的事情我都管”。部隊出身的老兵使他更習慣用術語來介紹，比如他的伙食人員數量，他說“有一個班”。他所在的建築單位總共有700多人。除了炊事，還負責庫房管理，平時基本沒有時間出去。就在工棚區轉悠，因爲隨時會有事找他。他最大的愛好就是等工友散工回來，找人下象棋。他房子裏的象棋桌，是5年前從收費品的那裏5元錢買來的。來北京10年了，但老賈幾乎沒到街上逛過，雖然也沒少在西單、王府井等繁華地帶施工。
“10年我老伴兒來過3次，都是在周圍轉，沒領她去什麼地方，天安門也沒去。”老伴兒來的時候，老賈到外面租了間月租100多元的房子，自己做飯。他有3個孩子，都成家了。他打算踏踏實實攢幾個錢，給家裏增加點收入，“其他的沒啥想法”。老賈儘管捨不得花錢，但每年春節，他都要坐火車回河南安陽與家人團聚。
珠江綠洲小區的南面是一條河，東西向橫亙，橋面很寬，一到晚上，三三兩兩的農民工紛紛到這裏來“趕集”，除了圍在兩個書攤上看免費書的一羣人，更多的則是席地而坐，抽菸聊天。在橋上兜售盜版碟的小趙對記者說：“這書都很便宜，都是黃書！”小黃在這裏的生意一點也不好，站了兩個多小時只有看的，但沒賣出一張，他一點也不懊惱：“這是順手的事，我就是來散散心。”民工看不懂大片，再說他們哪裏可能有DVD機呢？
民工太多了，橋上也沒有路燈，居民們來這裏的很少，所以這裏可以看成是農民工俱樂部。
橋南下坡西面一排小店前，都支着檯球案子，不論是誰，一塊錢一杆，生意很好。很多光着膀子的農民工小夥子在那裏捅檯球，既有玩球的，也有排隊替補的，也有在旁觀看的。“等不了多會兒，他們不會超過三杆。”9點才下工的小蔡叼着紅梅香菸撇着嘴說。小蔡說自己比這些人都牛，因爲他每天至少在這裏打兩杆，剛纔在飯店吃的也是水煮花生喝的扎啤。這個來自重慶的小夥子說自己看的開，有活就幹，有錢就花，不攢着。“不像一些人，超過5塊錢的菜不敢點，比沙河貴的煙不抽。”
小蔡沒有對象，也不想找：“過一天算一天，北京哪會有我媳婦！”
小趙雖然和小蔡很熟，但他認爲自己賣碟輕鬆瀟灑自然屬於白領，小蔡之類的算民工。有一次上網看到了“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抽筋”，這句話從此就成爲自己的遠大理想。
“我把這裏就當家了”
“我有MP3，光磁帶就有一大包，還有VCD碟片，好多呢!都自己買的。房子裏面沒電視，我幾乎不呆在屋裏。”張豔豔一臉燦爛。她今年25歲，從山東曲阜來京7年了。“家裏沒什麼發展前景，你如果到了我們那裏就會發現大都是些老年人。”豔豔現在在一家酒吧“發展”，還是個小領導，負責通知酒商來送酒，雖然有時候工作時間很長，但基本算是清閒，還能歇週末。
兩年前經朋友介紹，豔豔當了一個名爲“協作者”組織的勞工志願者，這是一個幫外地來京打工者的非政府組織——NGO。NGO免費爲他們提供諸如職業培訓、法律援助、健康諮詢、維權等服務。
2004年，在“勞工文藝探訪隊”舉辦的元旦晚會上，豔豔擔綱主持人，“儘管腿也哆嗦，可我慢慢的就行了。”兩年來，“勞工文藝探訪隊”的許多大型義演活動都是豔豔出任主持人，現在，豔豔抽空就去動物園市場大包地買衣服，還準備參加成人大專考試，“我報的是衛生食品工程專業，因爲我做餐飲，將來回老家可以自己做。”豔豔認爲，北京不是她的家。雖然她現在談了男朋友，但沒有在北京紮根的打算。
不談朋友，也不準備結婚的秦鋼，雖然來自天府之國，但提到自己薪水的時候，他低頭擺手不好意思說。
秦鋼在東直門的一家西餐店做後廚，據他說，這個職位收入和服務員差不多。但時間還好，每天上班8個半小時，其餘的時間就是睡覺和玩。12個人住在一個公司提供的有電視的大屋子裏，但他一般不看電視，而且習慣只睡6個小時，其餘的時間就是玩。秦鋼最喜歡的是蹦迪，曾經跳過通宵。在“協作者”參加勞工志願者之後，秦鋼幾乎就沒蹦過迪，天天來這個位於東四七條的地方參加各種活動，包括義演。“我現在每週來8次，是最多的，我把這裏當成家了。”他感覺在這裏，人人平等，可以學很多東西，還能幫助人。“我現在對公益事業比較感興趣。”在公益義演中，秦鋼最擅長和最受歡迎的是他模仿卓別林的表演和魔術，他表演魔術的道具和從家裏帶來的東西都放在“協作者”辦公室，“如果能把魔術當工作，還能賺錢的話，還不錯。但時機還沒到，如果有機會，我會有些成績的。”
“協作者”的首席統籌李濤說，儘管他們很努力，但是還不能解決和分擔大部分農民工的困難和苦楚，一是農民工太多，一是他們這樣的組織太少。在北京，NGO不超過4家。即使是杯水車薪，但這杯水我們總還是要派上用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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