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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草案）》第五稿明確對國家、集體和私人財產平等保護，對草案中的這一亮點，媒體概括爲“公產私產地位平等”。然而《物權法（草案）》第五稿亦存在令人遺憾之處——未對“公共利益”作出界定。
“公共利益”之於“公產私產地位平等”關係甚大，《憲法》規定：“國家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物權法（草案）》第四稿也有規定：“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徵收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城市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因此，如果不能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範圍，“公共利益”就有被濫用的可能。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私人財產將得不到可靠的保護。但又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康生所指出的，“在不同領域內，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況相當複雜。而且，徵收屬於公權力的行使，《物權法》作爲民事法律，不宜也難以對各種公共利益作出統一規定。”
《物權法》不對“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勢將引起爭議。但我認爲，私人財產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其實就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衝突。正如保護私人財產權的關鍵，不在如何界定“公共財產”一樣，保護“個人利益”的關鍵，也不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而在於必須讓“個人利益”擁有與“公共利益”平等博弈的地位。
不管如何清楚界定“公共利益”，如果“個人利益”不能擁有與“公共利益”的平等地位，而只能蟄伏於“公共利益”之下，在兩者發生衝突時只能“國進民退”，那麼，“私人財產權”或曰“個人利益”，就很難說會得到切實可靠的保護。
強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等，不是要否定“公共利益”的優先地位，而是要賦予“個人利益”一方平等的博弈能力。“個人利益”可以服從“公共利益”，但服從的過程應是一個平等談判的過程。“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本不應存在衝突，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財產都不過是“個人利益”的載體，對這些財產進行徵用，依據法律國家應給予補償，或補償以金錢，或補償以實物，那麼“個人利益”不過是再換一個載體而已，“個人利益”本身並沒有受到損害。而現實中兩者之所以頻頻發生衝突，乃是“公共利益”一方不願給予足夠多的補償，而“個人利益”一方想要得到足夠多的補償。如果兩方能就此達成協議，那就“成交”——這與“公共利益”的界定無關，“個人利益”並不關心對方是否屬於“公共利益”，而只關心“補償”的數額。
平等協商，協商不成由其中一方起訴至法院，由法律做最終裁決，這就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地位平等”。而由法律做最終裁決的又並非是否中止“公共利益”，而只是確定“補償”的標準，那麼這種“平等地位”並無損於“公共利益”的實現。這就是“無正當補償不得剝奪”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物權法（草案）》雖然指出“徵收、徵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沒有國家規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但其實並未體現“無正當補償不得剝奪”原則—“剝奪應給予正當補償”與“無正當補償不得剝奪”，句式的顛倒，其意義相去甚遠。
確定補償標準、補償的協商與法律程序，乃是保護私人財產權的關鍵，而其根本則是賦予“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平等的法律地位。而筆者另有一個特別的感觸是，當“公共利益”受到“個人利益”的掣肘時，應學會“讓利於民”，讓個人得到足夠多的補償，以讓“個人利益”樂於服從“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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