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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價值的經驗是“密切觀察”
無微不至
護士長周亞紅在6月14日凌晨首次進到江卓羣的病房時，第一眼沒看到病人，只看到一大堆儀器。儀器之多，僅微量泵就有6臺，它們控制藥物輸入的劑量，誤差不會超過0.1毫升。另外還有心電監護儀、氧氣筒、呼吸機等等。呼吸機是東湖醫院特地爲江卓羣買的美國“840”，花了80多萬元，劉水騰說，“是全世界最好的”。
深圳市衛生系統一度對這個病人的前景很樂觀，衛生局長江捍平曾說，當地電視臺可以每天報道一次治療進程。不過電視報道並沒能夠持久。周伯平很快就發現，人禽流感的治癒難度遠遠超過了SARS。
在治療成功後，東湖醫院院方總結了“六條經驗”。一些醫生也有獨立的見解，一位醫生說，他認爲最有價值的經驗是“密切觀察”。他解釋說，這一條說起來簡單，但是要做到如此“密切”可不容易。只是在經過了這次治療之後，他才明白，原來病人竟需要如此程度的“密切”。
第二條經驗，他認爲是“錢”。“想到的，就可以辦到”，醫生們必須依靠這一基礎才能創造奇蹟。
醫療的規律總是相同的，有時不同的只是態度。在全球任何地方，一旦給病人用了大量激素，病人的血糖就會升高。袁靜醫生說，以往他們會認爲這種升高是正常的，根本不會去幹涉，這一次由於要江卓羣必須活下來，他們就想盡辦法降血糖，結果情況好得令醫生們自己驚訝不已。
治療SARS時曾有病人因呼吸機使用不當，引發氣胸而致死亡，這一次呼吸機的使用被認爲是成功的關鍵之一。她總結了一個詞：無微不至。
到6月14日，監測證實，“達菲”等原本對禽流感病毒非常有效的藥物，在超過發病48小時的時限後效果有限。周伯平因此果斷開始聯繫人禽流感治癒者的血清。通過安徽省衛生廳，醫院聯絡到了一個當地女患者，她當天專程乘飛機趕到了深圳。
東湖醫院在治療SARS時曾對一位孕婦患者使用過血清，效果良好，這是周伯平產生這一想法的基礎。不過，這一辦法能否在人禽流感患者身上生效，當時他仍“心裏沒底”。無論如何，這是最後一招。
6月15日凌晨1點50，200毫升的血清，“像清水一樣”，被輸入到江卓羣的血管。事實證明，這是整個治療過程中最關鍵的時刻。到早上7點檢查，血液中的禽流感病毒已經很少。16日白天再檢查，已經查不到了。
不過，江卓羣生命最危急的時刻，還要出現在一週之後。由於免疫力太差，以及氣管長時間切開造成感染，當月22日其呼吸衰竭加重，肺部陰影擴大，肺內的痰大量增加，體溫升高，白血球升高——各種體徵表明，在禽流感病毒已經被清除之後，江卓羣正在因爲其他原因而生命垂危。
痰檢表明，耐藥菌正在大量增加。這是繼發肺炎，由“綠膿桿菌”引起。醫生們明知它對各種抗生素超強耐藥，還是使用了一些抗生素。數日之內，完全無效。周伯平請教了上海和國家衛生部的抗生素專家，按照建議使用了一些抗生素，仍然無效。複合抗生素，加大劑量，還是無效。
“多粘菌素B”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投入到江卓羣體內的。東湖醫院的實驗室在這些天裏不停地做着各種實驗，這一天的實驗結果表明，多粘菌素B對綠膿桿菌有效。可是新的問題是，這種美國藥物沒有經過國內的藥物實驗，不被國家衛生部許可使用，在國內停用已近10年。
通過香港大學，東湖醫院弄到了幾支多粘菌素B針劑。後來又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聯絡香港衛生署，弄到了更多。可是在專家組會診時，專家們否定了使用這一藥物的方案。多粘菌素B毒性極大，有腎毒性和神經毒性，用後病人會高燒、發疹、危害腎臟。
周伯平很清楚，江卓羣至此已經沒救了。他私下裏對深圳市衛生局長江捍平說：“這個病人死定了。”
就像一場夢
22日深夜，江卓羣病危。周伯平不得不冒險一試。在病房內，他對夜班醫生說：“點眼睛試試。”醫生把多粘菌素B針劑點到江卓羣眼睛裏，稍後一段時間內並無刺激性反應。周伯平因此決定冒險一次，就用這個藥了。
這並不是專家組決議，完全是由他一個人授意進行的。醫生們把多粘菌素B針劑滴到切開的氣管裏，試圖用最直接的方法殺死病菌，但是病人因此劇烈咳嗽。最終，被採取的是最傳統的方法：中等劑量，臀部注射。正常消息很快傳來了：病菌受到了有力的抑制。
次日，周伯平受到其他幾位專家的指責：這麼大的事，先斬後奏。不過，好消息也很快就傳來了：副作用雖明顯，但並沒有達到無法化解的程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周伯平都成了贏家。
其後的治療過程就很平淡了。7月5日夜裏，江卓羣脫離呼吸機，鎮靜劑停用。當醫生告訴他，他已經身在東湖醫院，而且已經治療了23天之後，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焦躁不安：這得花多少錢啊？
“這是ICU綜合徵，表現爲煩躁不安。”袁靜說，“另外鎮靜劑就像毒品，脫離之後會有類似精神病的反應。”由於江卓羣的精神症狀過多地集中於醫療費用，醫生和護士之間開始演出小小的戲劇——醫生故作不經意地對護士說：“你聽說了沒有，市政府給這個病人的錢已經下來了！”
護士們拿來了他全家人的照片，他心情因之好轉。醫院知道他喜歡聽民族音樂，給他買了一臺錄音機，專門放民族音樂。可是這一次的效果卻沒有那麼好，江卓羣躺在朝北房間的病牀上，身體無力，思維卻慢慢活躍起來，他發現自己因爲病的原因聽到哀婉的旋律就心情不好，就不再喜歡聽《茉莉花》了。
他很感激東湖醫院的醫生。一位醫生曾告訴他：“SARS爆發時，我們治療100多個病人，都沒有治療這一個禽流感病人這麼難。”
這種難度往往體現在細節上。在治療SARS患者時，由於皮質激素的過量使用，全國各地都有病人在出院後股骨頭壞死的先例。這一次，由於有不間斷得到的化驗數據、衆多醫護人員的監測和微量泵的輔助——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患者身上——皮質激素的使用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總是既不多，也不少。
“夜班時真是一點兒也不敢睡，”袁靜說，“壓力太大了。”
這種感受導致的結果是——這是人們曾經不得不作最壞打算但又強烈期盼的——8月2日江卓羣出院，氣色很好，與妻子手拉着手，看上去是典型的幸福的一對。
東湖醫院的照護是如此周到，以至江卓羣出院時，“身上一個包都沒有”。
經過了這52天，周伯平抵達了自己44歲生活中的頂峯。與記者交談時，他顯得自信滿滿，輕描淡寫地看着沒人的一側。在這場他所說的“戰爭”、或者說賭博中，他贏了。如今他正在等待着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別召開的表彰會。
在整個過程中，讓林靜嬋最煩惱的不是丈夫的病情，而是香港媒體狗仔隊的超級敬業的表現。“他們好幾十個人，每天在我家樓下等着，從早上6點呆到晚上12點，還嚷嚷着說要拍我的小孩子。”在她家所在的每月需付500元租金的房子外頭，房東特意換了鎖。她因此心情非常壞，不理解咫尺之隔的香港人爲何如此關心這裏發生的一切：“我老公得病，關他們什麼事？”
“得這場病，就像做了一場夢。”江卓羣抓着自己的膝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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