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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法律專家的質疑和社會輿論排山倒海的壓力，受理富士康訴訟案的深圳中級人民法院也在第一時間迴應了社會輿論的呼聲。對於訴訟對象錯誤的疑問，深圳中院稱法院在受理案件和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程序，並無不當之處。
雖然這是一個看似“火上澆油”的回答，但事實上這是嚴格按照法律的“準確解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於1993年發佈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的相關規定，原告確實有選擇記者作爲訴訟對象的“自由選擇權”。你可以說這是原告不按常理出牌的“訴訟策略”，也可以認爲這是原告以財欺人的恃“財”傲物，但從法律的正當程序上講，這確實是一次正當的訴訟行爲，即便它備受爭議。
另外，只要原告能夠提供財產擔保，法院對原告的財產保全申請並無實質審查之義務，所以法院對記者個人財產的凍結並無不妥之處。如果要讓涉案記者不至於因此而“正常生活受阻”，其所在的報社只需要提供反擔保即可解除被凍結的財產。從這個意義上講，法院依照當事人的申請進行的正當訴訟程序，並無不妥。
但是，在社會輿論幾近一邊倒的支持記者論調中，我看到的卻是一種“輿論審判”的情緒在蔓延。其實，在法院啓動訴訟程序之初，任何依照法律進行的正當訴訟程序，並不意味着強弱對比的必然結果。記者個人的勢單力孤、天價索賠的匪夷所思，以及申請財產保全給記者本人帶來的精神壓力，這些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種恃強凌弱，但事實上，這種強弱的對比只有在案件的實體程序進行完之後纔有定論。也就是說，只有在記者敗訴後，這些所謂對弱者的巨大打擊，才能從一種猜想變成現實。
所以說，將起訴記者以及財產保全視爲“資本對媒體的傲慢”，如果不是對正常訴訟程序的一種誤讀，就是在訴訟結果出來之前佔領道德制高點的“先入爲主”。富士康案真正關鍵的問題是，案件實體是否能夠得到公正的判決。即便富士康公司的訴訟最終被證實是“別有用心”，甚至是對媒體監督的一種“公然挑釁”，也不能剝奪其正當的訴訟權利吧？只不過是其要面臨敗訴的風險而已。
先告狀的不一定是惡人，而走上被告席的也不一定就在法律上“有不正當性”，是與非只有在司法審判之後，纔會有一個公正的交代，而不管哪一方敗訴，其訴訟行爲都是正當的訴權行使，不應當受到不必要的道德苛責。
其實，公衆之所以對正當程序問題產生不必要的恐慌，與其說在對程序問題進行不必要的質疑，倒不如說在擔心程序背後可能的實體不公。即，是不是資本權力可以肆意干涉司法審判，媒體的言論自由和公衆的知情權能否得到有效維護？在我看來，富士康案是考驗司法的智慧的一個絕好契機。司法固然需要捍衛公衆的知情權和媒體的言論自由權，但其同樣要保護企業的名譽權，這是兩個並行不悖的價值權衡。至於保護兩者中的哪一個，只有法院經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後，纔能有定論。
媒體固然可以主張自己的價值選擇和判斷，企業當然也可以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名譽權，這些都是在法律之內的必然權利，並不存在誰的行使行爲就一定不正當。真正的正當與否，當然要交由法院根據事實和司法理性作出公平合理的評判。否則，在不掌握確切事實的前提下，不論公衆和媒體對哪一方的支持與肯定，都是不理性的“輿論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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