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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一年，有關部門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學擇校；各地也陸續採取種種措施限制擇校。但是，擇校熱潮仍然一浪高過一浪。
新學年開始恰逢新的義務教育法實施，擇校困局能否紓解？
“禁擇”：政府之手艱難發力
新學期一開學，瀋陽市城區254所中小學1977名教師將完成瀋陽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流動”：超編學校教師向缺編學校流動；優質學校教師向改革學校流動；城鎮學校教師向農村學校流動。
如此“折騰”，目標只有一個：通過3年至6年的優質師資“大流動”，基本實現中小學教師資源均衡配置，杜絕擇校現象。
瀋陽市第96中學位於瀋陽市東北角的城鄉接合部，多年來由於學校硬件條件差，師資水平低，生源極不穩定。新學期一開學，隨着12位優秀教師的到來，學生報到率由往年的不到50%增加到74%；就連一些已爲學生辦理轉學的家長，也紛紛將孩子轉回學校。
“擇校很大程度上爲了‘擇師’。教師輪崗制，讓教師流動起來，有利於實現義務教育校際間的師資均衡。”瀋陽市教育局局長李夢玲說。
但是，華東師範大學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楊小微對這一做法表示擔心：名教師的成長和培養，需要良好的“生態環境”，如相對穩定的教研團隊、相對延續的學校文化等，流動輪崗隨意性較大，不利於名教師的培養和成長。
杭州近年來大力推行名校集團化建設，實施名校連鎖辦學，將複製、培訓後的名校先進管理經驗、優秀師資等教育資源擴散到新校，滿足學生就近享受優質教育的需求。
杭州市教育局局長徐一超說：“讓‘新校’‘民校’‘弱校’搭上‘名校’這部‘電梯’，在一個相對較大的範圍內，以較快的速度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將會推進教育均衡發展，抑制‘擇校’。”
但是這一做法的後遺症也很明顯：名校這杯“牛奶”可能被“稀釋”；名校集團化加劇了文化趨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學校喪失個性；多種體制、多種融投資方式並存的教育集團，可能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則採取強制推行“電腦派位”等措施抑制擇校。其結果則是：家長依然擇校，只是擇校門檻更高了，擇校的手段更隱蔽了。
“教師輪崗、名校連鎖、電腦派位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區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擇校風。但從根本上來講，教育資源均衡的‘制度瓶頸’不解除，擇校風就不能從根本上剎住。”教育問題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說。
“制度瓶頸”：拉大教育差距之“根”
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條馬路之隔的兩所學校，辦學條件、師資水平、教學質量也可能會有天壤之別。
是什麼造成了城市與鄉村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教育鴻溝？
楊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國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是“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爲主”，教育財政制度是“教育投入與地方財力掛鉤”，由於地方經濟發展不均衡，學校間的差距自然加大。1998年，小學生人均經費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後這個差距擴大到50倍，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其次是示範學校政策。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逐步建立一批重點中學，目的是在教育資源總體短缺的情況下，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解決人才緊缺的問題。1995年，示範高中政策取代了重點中學政策。此後，“示範學校熱”在教育領域颳起，造成新一輪教育差距的擴大。
再次是民辦公助政策。爲彌補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來，政府允許部分公立優質學校改制，實行民辦公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師資以及學校聲譽等有形和無形資產，允許學校提高收費水平。許多家長抱怨：民辦公助、公辦民助等改制政策實際上是弱化了教育的公益性，人爲地製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學校長馮洪榮說，改制學校集中了優質資源，通過高收費手段，獲得了發展資金，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爲了扶持改制學校發展，政府允許他們提前招生，好學校把好生源挑走了，進一步加大了與普通學校之間的差距。
教育不公：是誰在享用名校資源？
多年來，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每到招生時節，家長想方設法託關係、找門路，拿着條子、票子敲重點學校的門。
溫州一所名校的老師在擇校生的資料中無意發現一個滑稽的事實：班裏竟有15位學生家的門牌號碼是學校附近的同一個廁所。原因很簡單：“就近入學”。
某省一位主管教育工作的省領導祕書坦言，自己的公文包裏幾乎沒有斷過通過各種關係送來要求擇校的條子；而一所著名中學的校長在開學前收到的要求入學的條子竟然重達1公斤。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名初中校長表示：在擇校生中，大多是權力擇校，有的名校招生名額甚至成了一種潛在的“公關工具”。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爲，學生的家庭背景已經強烈地影響到了受教育的機會。當前家庭社會地位高、經濟背景好的學生，靠權力、金錢擇校的比例較高，示範學校中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子女佔了相當比重。
熊丙奇說，教育應該是一種社會調節器，使各種人都有公平晉升的臺階。教育的不公平實際上加大了社會的不公平，如果農民永遠只能是農民，農民工永遠只能是農民工，就會成爲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困局求解：給政府出張“試卷”
9月1日起實施的新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不得將學校分爲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學校內不得分設重點班與非重點班。其主旨在強調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在這裏，凸顯的是“公平”二字。
但這並非一日之功。熊丙奇教授說，這“意味着給政府出了張試卷”。
一方面是政府必須承擔公平教育的義務，一方面是部分高收入家庭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旺盛需求。這是新法實施後必須面對的這兩個現實問題。
專家說，在一些發達國家，公辦學校都是平民學校，家長擇校的對象主要是民辦和私立學校，而我國的擇校卻“倒掛”，家長擇的大多是公辦學校。其根子在公辦學校之間在經費、師資等資源配置上的不均衡。
熊丙奇表示，要根治擇校，關鍵在於均衡學校之間經費、師資等資源配置，保證公辦學校收費透明；建立嚴格的收支兩條線的教育財務制度，明確學校和教育部門的財政權限和責任。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財政專家王善邁認爲，義務教育財政機制應改革以縣爲主的教育撥款制度，“重心上移”，並建立從中央到縣的四級“公共教育經費撥款委員會”。成員由人大代表、各類學校代表和政府各相關部門的代表組成。主要負責審覈、批准本級公共教育經費的分配方案並將其納入本級政府財政預算，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對公共教育經費分配預算的執行進行監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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