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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年紅的岳父董崇德介紹說，老伴已癱瘓8年，李年紅是長女婿，對於岳母病情的藥費自然拿的是“其中的大頭”。
核心提示：不堪城管驅趕，含淚撒棗之舉，一夜之間，使農民李年紅成了“焦點人物”，來自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傳媒都在尋找他，然而他卻刻意躲避，不想接受任何一家媒體的採訪。他覺得，在一些人的眼中“畢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調查中，記者發現李年紅其實是位生活在都市邊緣的進城農民，在撒棗事件的背後有着一個值得關注的羣體。李年紅究竟生活在怎樣的一個家庭，撒棗事件背後又有哪些不爲人知的辛酸，事件對他與他的家庭帶來怎樣的震動，他對城市的管理又有何建議？9月1日，李年紅在岳父與妻弟的勸說下，同意與《鄭州晚報》獨家責任記者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深入交談。
一位農民的家庭重負
兩位癱瘓老人的藥費，一兒一女的上學開支，壓得他擡不起頭來。
李窪村，一個破落的院子，沒有大門，院內長滿了野草，房門上都落着鎖，家中無人。
村民說，這就是李年紅的家。
李窪村位於河南省登封市與洛陽市交界處，隸屬於登封市潁陽鎮境內，再往西，不到2公里便是李年紅岳父母家——洛陽轄區伊川縣江左鄉相寨村。
從地圖上看，相寨村與李窪村緊緊相連，當地村民說，直線距離也就是0.5公里，即使走大路，也就是一袋煙的功夫。
李年紅有兄弟4人，排行老二。初一未上完，就開始在外打工，一度下過煤窯當過挖煤工人，直至娶了妻子才另謀生計。
“自從俺大妮嫁給年紅以後，他們全家幾乎就一直住在這兒，把我這兒當成了他們的家！這孩子挺孝順，不管是對他親生父母，還是對我和老伴，都一樣的好。”
9月1日，李年紅的岳父董崇德介紹說，自李年紅結婚以來，經濟上就一直不是太寬綽，尤其是後來他的親生母親與岳母相繼癱瘓以後，經濟更加拮据。到現在，他的親生母親已癱瘓10年，岳母癱瘓8年，李年紅是長女婿，對於岳母病情的藥費自然拿的是“大頭”，兩個老人的藥費再加上自己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上學的開支，經濟的壓力使他擡不起頭來。眼看着種地收入不大，只好到外做個小生意。不幸的是，今年3月李年紅的父親因病醫治無效去世，欠下了1.8萬元的債務，兄弟幾人每人平攤幾千元的欠款。
撒棗事件後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李年紅從洛陽回到了其岳父家一趟，但並未談及此事，直至後來當地政府的官員來家裏瞭解此事，董崇德才知道“年紅受了委屈”。“
一家四口的城市賬本
月收入千元，開支水電費50元，房租210元，四口人生活費500元
幾年前，李年紅攜妻帶子來到洛陽，開始經營小生意。
“水電費每月50元，房租每個月210元，四口人生活費每個月500元！僅這些基本開支，算下來每個月都要700元。這還不包括給家裏的藥費。”李年紅扳着手指頭，一項一項地給記者算。他說，自己每個月的收入平均也就是1000元左右，整個家庭的壓力都在他的肩膀頭上擔着。自己每天凌晨4時起牀、晚上10時睡覺，經濟上的壓力使他這麼多年以來一直堅持這樣的習慣。
董崇德說，老伴身體還能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他就在家種點西瓜，每到西瓜成熟的時候，就讓年紅從家裏拉瓜到洛陽城裏賣，儘量減輕他的負擔。有時候，也種點其他東西讓他拿到城裏去賣，以減輕年紅的經濟負擔。
因爲兩個孩子都在城裏上學，李年紅備感到生活在城市裏的壓力。今年，16歲的女兒要學電腦，一下子就交了2100元的學費，上初中一年級的兒子因爲屬於借讀性質，學校讓一次性交了三年的借讀費1800元。
“我們幾乎一個月也不吃一次肉，更不用說買衣服了，能省點就省點，儘量讓孩子受點好教育。”李年紅說，“城市管理越來越嚴，我們的生意會越來越難做。”
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
棗完撒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釋放，頭也沒再回，自己拉着車就走了。
備受着家庭與城市雙重壓力的煎熬，李年紅的精神壓力也達到了極限，8月24日的含淚撒棗事件成爲李年紅的爆發點。
“當我一步一步拉着整整一車棗走上洛陽市九都路澗河橋時，心情跌落到了極點。那一刻，酸甜苦辣鹹，全都涌了上來。”李年紅說，棗完撒的時候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釋放，頭也沒再回，自己拉着車就走了。
“今天回來咋恁早？”
“倒了！”面對妻子的疑惑、不解與詫異的表情，李年紅沒好氣地說。
“咋倒了？”
“總被人攆！”
……
“我覺得自己這是一種抗爭精神！”談及對撒棗事件的看法，他給自己的舉動作了一個評價，“老婆也支持我，認爲我的舉動是一種壯舉！”
李年紅說，事件發生以來，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很多媒體都在尋找他，希望通過剖析這一個案事件，來關注進城農民醫療、就業、生活以及社會保障等。事實上，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農民工承擔着城市最累、最苦、最髒、最險的工作，他們的辛勤勞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是，在付出後，他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李年紅說，現在看來他的目的在於呼籲城市管理者能夠開放更多的市場，期望城市相關職能部門能給予同他一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這一類人、這一羣人更多的空間。他也一直認爲，如果自己在正常的狀態下，也不會走到這樣一個極端，現在覺得自己的舉動值得。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希望再接受媒體的採訪，他覺得，在一些人的眼中“畢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對於本報的採訪，他不希望刊發，只是深入性地聊聊他的事件以及事件給他身後的這個羣體帶來的影響。
一個簡單的生存設想
“支持城市創衛，如果攤位費能降一半，我也願意進市場”
“城市需要文明，需要有序，我對城市的創衛是支持的。”
李年紅說，他並不是不想進入市場，關鍵在於攤位費過高，家庭負擔過重，。如果能把現行攤位費用降到一半，基本上很多人就可以接受了。
“農民進城賣東西，自古有之，這也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李年紅覺得，城市創衛與進城的農民並不存在太大的利益衝突。對於同他一樣的人來講，單純地抓、趕、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應該正確引導，多給一些指定的地方，多給提供一些便利。”
對於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李年紅的建議是，“城市應該開放社區家屬院，在小區內設置定點場所”。這樣一來，可以大大減輕對城市的壓力，同時也給同他一樣人一個較爲寬鬆的城市生活空間，更能給城市居民帶來生活的便利。
“關鍵在於，城市如果離開這些進城務工的農民，買煤球、換煤氣罐都是問題。過年的時候，大家看看，滿城空蕩蕩的，吃根油條、喝碗小米粥都找不到地方。”
事情發生後，李年紅躺在牀上休息了幾天，他沒有想到自己的衝動會讓衆多的媒體來關注自己，沒有任何事情乾的他徹底失業了，也沒有幹任何事情的心情。他有了自己最壞的打算：“實在不行就去挖煤，至少不會再賣棗了”。
一聲真誠的公開道歉
“當初向媒體記者隱瞞真相，對不起所有關心我的人”
李年紅剛開始見到記者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的心中有個結，他覺得很對不起所有關心他的人。原因是撒棗事件發生時，他沒有向洛陽當地首發媒體記者完全講述真相。
一個是他的籍貫，一個是他的真實身份。當他知道社會各界對他的高度關注之後，更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實。
他抱歉地說，很長時間以來，自己一直就在洛陽做小生意，戶籍仍在登封，由於長時間在岳父母家居住，就習慣了把自己當成洛陽伊川江左鄉人，賣東西的時候也給洛陽市民一種親近感。對於“爲何稱大棗是自已家產的？”疑問，李年紅解釋說，“說從自己家的，主要是希望能多賣一些。”
事件之後，廣大網民及公衆給予李年紅更多的同情，在感動之下，李年紅備感愧疚。李年紅表示，他很感謝網民以及廣大公衆對他的關注，如果因爲自己的一時之誤引起大家不快的話，他表示深深地謙意。
一個羣體的社會關愛
《河南省進城務工就業人員權益保護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正在收錄民聲
“他們揹着厚重的包裹，擠在呼嘯的列車，在城市的工地上，在租住的矮房中，啃着饅頭，夾着鹹菜，春節前向老闆討要着微薄的工資。”一位網友曾經在網上對進城的農民作過如是描述，而這也是一個約1.2億進城農民羣體的生存狀態真實寫照。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銅山曾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爲，進城農民有着在農村生長生活的背景，進入城市後，衛生習慣、禮儀、公共秩序等一些方面也不可能及時得到“補課”。如果用城市的標準來評判，就可能會被誤判，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從無序走向有序，從盲目走向完全市場化，這是發展的一個趨勢，進城農民最終會得到城市的認可。”
他們需要同城市融合的時間，但是不論如何，他們已經成了每座城市的影子，成爲了每個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9月1日，由河南省政府頒佈實施《河南省進城務工就業人員權益保護辦法》已經一週年，《河南省進城務工就業人員權益保護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也在聽取包括進城農民在內的各方面建議。
“我們只是想獲得自己的一部分，我們也希望能在市場內做生意，那個地方沒有人攆，但是租金太高了，我們租不起。”李年紅其實也有自己的夢想，可惜的是這個夢想的門檻對於他來說有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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