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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節前不拍賣，林業人士擔心損失更多信譽
政務依法公開，政府部門該如何邁步
“如果國慶節前還不能決定(是否拍賣)，今年可能就沒戲了”。
國家林業局原定8月13日在成都舉辦的中國首次“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活動，因爲公衆的反對，在8月11日被緊急“暫停”。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產業管理處的曹良處長對此非常惋惜。他對記者說，作爲國內四家國際狩獵代理機構中的一家，他們目前也在等待消息。
“今年拍賣狩獵權這事，是我們對外國獵人違約。我們喪失的，是信譽。”他不無遺憾地說：“不光是我們代理機構，包括國家林業局、獵場所在當地政府在內，中國與此相關的這個圈子，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媒體和公衆用無知的輿論讓合法的事情停止，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曹良幾乎一字一頓說，他決不同意拍賣暫停是“公衆輿論的勝利”。相反，在9月1日，他對記者表示，“如果真打不成，那後果就嚴重了！誰來爲貧困地區的野生動物保護買單？”
拍賣“暫緩”至今的二十多天時間裏，在國家林業局大樓內辦公的曹良，也無從得知拍賣是否繼續。9月4日，他向記者透露國家林業局正讓可狩獵地區政府上交分析報告，試圖推動拍賣繼續，但他推測說，至少近兩週內，很難有結果出來。
沒有人能想到，短短5天時間，會讓即將舉行的中國首次“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活動，被迫臨時取消；而國家林業局剛剛出臺的一項最新決策，也不得不“暫緩”施行，甚至可能是今後都將無法施行。
就在這5天，由媒體和網絡所鼓動的輿論聲浪，讓整個事件發生了難以預料的逆轉——8月7日拍賣消息才見諸報端；8月11日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國家林業局宣佈：計劃8月13日在成都舉辦的拍賣會取消。
而對這一結果，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也同樣出現在公衆(佔壓倒性多數)和行業人士(少數)之間。
“幸好有公衆和媒體的良知和輿論，纔沒讓拍賣進行。”北京律師王福江恨不得法院立即裁定拍賣活動非法，他認爲只有這樣，公衆輿論纔可以“完勝”。爲了促成這一天的到來，他已在8月24日來到法院，決定起訴國家林業局。
8月11日，在國家林業局緊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野生動物保護司司長王偉解釋說：“這項工作在我國以往是一事一批，現在調整爲公平、公正、公開的陽光審批，我認爲這是一項改革，更好地服務於保護事業，更好地接受社會監督。”
國家林業局首次對狩獵權進行拍賣，本以爲是依《行政許可法》辦事，但就是這麼一次推行政務公開、增大工作透明度的努力，卻遭到從媒體到公衆輿論的一致口誅筆伐。原本按部就班進行的拍賣，只能不可預期地“暫緩”。
下一步將怎麼走？是回到原先行政審批的老路子，還是一往無前地推行拍賣，或者是乾脆廢除狩獵？不光是公衆、獵人和代理機構，包括國家林業局，似乎也在等待着。
在狩獵權拍賣是否合理的這場爭論之外，我們關注的是：媒體和網民取得的這次勝利，真的值得人們歡呼嗎？
在這場實質上是由狩獵權拍賣挑起的政務公開化進程中，國家林業局自身，有哪些教訓可以吸取？
保護協會：停拍，中國損失信譽
“如果國慶節前還不能決定，今年就可能沒戲。”曹良所在的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從1985年就開始代理國際狩獵，是國內最早參與此事的單位之一。每年春秋兩季的狩獵，他們都需要至少提前兩三個月籌備。“秋季狩獵一般在9月至11月底進行，如果9月底還沒結果，今年基本上就都打不成了。”
“現在感覺最難的，是如何向外國獵人解釋清楚。”他不無遺憾地說，“今年拍賣狩獵權這事，是我們對外國獵人違約，我們喪失的是信譽。”
雖然跟獵人簽署的協議沒有索賠條款，不用賠償對方的損失，但是曹處長仍然覺得自己的處境是進退兩難。他說，國際獵人一向都很講究信譽，“這個圈子說大也大，光美國就有上千萬的獵人；但說小也小，有個什麼事，圈子裏的人立刻都會傳遍。這次中國的狩獵一有變動，國外的獵人就早已經聽說了。”
“我們今年秋天已經預訂的獵人有8個。現在只能向他們發郵件解釋，然後等待進一步的消息。”曹處長說，每個獵人大約1000美元的訂金，他們也都收過了。如果最後今年打不成，那麼，這筆錢要給人家退回去。
涉及到金錢方面，還不光是訂金的問題，曹處長說：“國際代理商的損失會更大，訂了的往返程機票不能取消，都搭進去了。他們的處境很難受。”
“不過，我們還在跟國外獵人保持聯繫。”曹良處長說，現在他們基本上還是按照“能打”來準備，“萬一能打呢？”
“你看，這個西班牙的獵人去年就來中國打過獵，今年秋天他本來還準備來。”曹良給記者遞過來一本由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自己印刷的宣傳手冊。封面上，一個年輕的外國人持槍蹲在他的獵物——一頭長着長角的羚牛身後。
“這些國際獵人沒碰到過現在這種情況。一般來說，狩獵這個行業定了的事情都不會更改。這次咱們突然說暫停，實際上對中國的信譽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旅行社：三個獵人至少要賠五萬元
“突然就說不拍賣了，這個損失誰來賠償？我們還想去找國家林業局算這筆賬呢。”另一家代理機構——森林國際旅行社(以下簡稱“森旅”)的董林(化名)相當不滿。如果沒出意外，由森旅接洽的一個立陶宛3人狩獵團，這時應該已經在中國打獵了。
“就是這3個獵人，我們至少要賠5萬元人民幣。”董林說，立陶宛的這個狩獵團，從今年春天就開始聯繫，本來是確定8月30日來到中國，但卻因爲這次拍賣風波而緊急取消了行程。“對我們來說，今年的狩獵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拍賣暫停，幾乎是讓國內全部四家代理機構都措手不及。
“當時我吃了一驚。”參加8月11日國家林業局臨時召開的新聞發佈會時，曹良聽到局領導宣佈狩獵權拍賣“暫緩”，不由頗感意外。
因爲就在7天之前的8月4日，曹良才接到確定拍賣的通知。
9月1日，記者看到了這份由國家林業局發來的正式公函，編號爲“國家林業局司局函2006[85]號”，確定2006年秋季國際狩獵拍賣活動將在成都舉辦。
這份公函同時抄送給各省市自治區的林業廳，以及國內四傢俱有國際狩獵代理資格的機構。其實在此之前，曹處長就已經參加了今年兩次專門爲此召開的準備會議。所以，對這份公函的主要內容，他事先已經大體知曉。
這些天來，他們一直在爲參加拍賣，埋頭準備着：聯繫獵人，收取訂金；準備參加拍賣的10萬美元保證金；根據獵人情況準備競拍方案；和相關賓館打招呼預訂房間；預訂機票，保證8月13日拍賣前能準時出現在競拍現場……
由於是首次拍賣，大家之前都沒有經歷過，拍賣方案國家林業局也沒有完全透露給他們，說是8月12日到了成都再公佈。具有代理資格的旅行社各個部門的協調和商量比過去也更多了，曹良他們當時只是想着怎麼按照客人的要求，爭取能競拍到想打的動物種類和數量，只是想着能夠在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條件下，儘量避免風險，不至於在拍賣那天空手而歸。
曹良所在的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由於人手緊張，他和辦公室的小鐘那7天裏每天都忙忙碌碌地，眼看着各種事情已經辦好，就等拿到飛機票飛往成都了。
拍到了狩獵指標，可能沒能趕在明年4月30日之前找到合適的國際獵人來打，那這個指標自動失效，保證金就會被沒收，同時指標回收，放到下一年拍賣中；
沒有拍到指標，獵人不滿，以後合作可能困難；拍賣現場要和對手講究拍賣策略……7天裏，曹良他們做了很多設想，可就是沒有想到，7天后，這些設想都是白想。
拍賣暫停，之前沒有任何徵兆。
解釋的帖子上不了網曹良處長感覺不妙
“事先沒有宣揚，就是在成都的報紙上投了幾條廣告。”
這是我國首次對野生動物的“狩獵額度”進行拍賣。但是，國家林業局沒有向媒體正式發佈這一消息。最初信息的披露，是由國家林業局委託黑龍江一家拍賣公司，在8月7日的《華西都市報》等幾家當地報紙上，以相當不起眼的方式刊登了一則公告，加上標點符號，才百字左右。
這一新聞立刻被媒體抓住。國內衆多報刊對此進行了連續報道。其中包括野犛牛等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只對外國人開放”等等字眼，立即引起軒然大波。
網上的反響更大。包括新浪等各大網站，都輪番推出相關新聞，並着力製作各類專題推進報道，而各大論壇，大規模的討論也就此展開。
其中，一項專項民意調查：在一千多名投票者中，高達96%的網友對狩獵權拍賣持反對意見，或認爲此舉不妥。
在網上批評最熱的8月11日前後，曹良密切關注着網上的反應。那幾天，曹良試圖將自己寫好的帖子發到網上去。“其實，我就是想普及一下知識，好多網友提的問題太幼稚了。”
幾天時間裏他試了很多次，都沒能成功發帖。眼看着與此同時，聲討的帖子卻源源不斷地上線，他隱隱感覺有些不妙。果然，強大的輿論最後讓這事“黃了”。
當時曹良看到網友提的一些問題，比如怎麼保證打公不打母，打大不打小，外國獵人是不是都嗜血成性等，他覺得很幼稚，自己和國際狩獵打了近20年交道，應該糾正人們對狩獵的錯誤認識。而衆多網民對國際狩獵根本沒有任何概念就罵聲連天，曹良對這一點表示很無奈。
當時，他還曾打電話詢問其他幾家旅行社的同行(具有國際狩獵代理資格的其他三家：中國婦女旅行社、北京正安旅行社、森林國際旅行社)。同行們也碰到了相同情況。
“網友還指責我們打野犛牛，都開出了價格。老天爺，誰打過這東西？”森旅的董林說，不僅網民，甚至一些所謂專家的發言，都讓他感覺很可笑和不理智。
而曹良也認爲，那些成天坐在城裏，坐在空調房裏，坐在電腦前的人，對千里之外大山深處的動物和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一點都不瞭解，就在網上吵得個沸反盈天，對“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大加指責——他對此至今感到不解。
反對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批評聲音明顯佔據了輿論的主導地位，成爲網上大討論的主旋律。除網絡之外，報紙雜誌電視電臺，關於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的爭議也是不絕於耳。
“國外也有反對狩獵的聲音，但總的來講，極端的觀點肯定不是主流。而大多數中國人卻是偏激多於理性。”森旅的董林說，有時他不得不同意某位專家的觀點：中國最好別搞狩獵權拍賣，不是因爲狩獵本身不好，而是這事太敏感了，公衆不接受。
“爲什麼一個全新的政策出臺，公衆的接受程度這麼低？”他對此覺得很意外。
王福江要鞏固輿論勝利果實一天就把林業局告了
8月24日，在遭遇十多天的公衆批評之後，國家林業局所受到的輿論壓力，達到了一個新頂峯——北京天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福江，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國家林業局組織狩獵權拍賣違法。
在拍賣一事出來後，王福江就積極地參加了網上的討論，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拍賣。他高興地看到，正是無數和他一樣愛護野生動物的熱心人，在網上一致對國家林業局“口誅筆伐”，直接導致了拍賣延期。
有網友在網上歡呼：“公衆輿論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是，8月23日各大媒體的一條消息，卻讓王福江很生氣——海南省也準備建國際狩獵場，準備狩獵當地的坡鹿——他認爲是“跟大熊貓一樣珍貴的動物”。
是國家林業局帶壞了樣，纔會導致野生動物保護向不可遏制的情況惡化，國家林業局應該爲自己錯誤的示範付出代價。熱心野生動物保護的王福江覺得自己要行動起來，鞏固公衆輿論的勝利果實。王福江擔憂，自己不及早行動，很多網友會躺在過去的勝利中看不清嚴峻現實。
一天之內，王福江就整理好訴狀，將國家林業局告了。
“至少我把林業局組織狩獵違法的問題點出來了。”王福江自信，自己這一次訴訟，又將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並對我們國家狩獵野生動物不合法進行深入思考。
就在同一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常紀文接受媒體採訪，提出林業局混淆獵捕和狩獵的概念涉嫌違法，這一說法也迅速被廣爲轉載。
8月28日下午，國家林業局有關人士謹慎地對本報記者表示：局長和司長們都已知道王福江起訴，但“不發表意見，現在說什麼都沒有好處”，“我們不干涉一個公民的行爲”。
狩獵合法輿論導致不拍賣是開歷史倒車
對王福江起訴一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曹良處長很不以爲然：“這麼多年，那麼多法律專家，就他一個人看出來了？法律的解釋權不在個人也不在林業局，國家林業局是根據法律的要求行事。”曹代表的或許是絕大多數行業內人士的看法。
他認爲，狩獵合法，21年的實踐早有定論，現在出現公衆錯誤的理解，恰恰是因爲之前沒有政務公開。
“這次若還不公開，這些‘討伐’的輿論從哪裏來？”曹良皺眉問。
“拍賣是防止國有資源流失的有效方式。”參加了《行政許可法》起草和制定的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教授馬懷德，也完全贊同國家林業局的拍賣。他強調說，依法辦事不應該遭質疑。《行政許可法》關於特許的授予方式，完全必要，因爲它涉及有限資源的使用，公共資源的配置，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用傳統的簡單的審批許可，而應該採用拍賣，這是一種公平競爭的方式。
“最後輿論如果導致不拍賣，那就是開歷史倒車。”曹良很困惑，很多網民包括媒體輿論對野生動物狩獵和狩獵權拍賣大加批判，“政府依法辦事倒不對了，那政府該怎麼辦呢？對於合法的事情，咱們的公衆該怎麼面對？公衆和媒體是不是該反思自己的行爲呢？”他反問道。
怎麼報道國家林業局都被動
從8月17日起，記者開始聯絡國家林業局有關人士採訪，被告知，現在不能擅自接受採訪。
當天下午，記者致電國家林業局宣傳辦新聞處，詳細說明了採訪意圖。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表示，這件事已經暫時告一段落，沒什麼可說的，不用採訪了。
第2天，新聞處的工作人員顯然對記者的登門造訪沒有準備。處長劉雄鷹，對媒體的反感就幾乎是寫在臉上。
“新聞發佈會開過了，該說的都說過了——我在電話中不是都跟你說了嗎？你怎麼還過來了？”當記者敲開國林局新聞處的辦公室，劉的語氣很不客氣。
“爲什麼你現在老是想爲這個事採訪，我就覺得怪了。”劉絲毫也不打算掩飾他的不耐煩：“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挖掘和值得提供的！”
近一週來，媒體和網站上，對狩獵權拍賣的報道此起彼伏，尤其是批評的聲音來勢洶洶。這讓劉處長對媒體的意見很大。
劉處長認爲，就是參與報道的媒體起了很壞的作用。他強調，某些媒體出於獵奇心理，進行不負責任的炒作，不但沒有將真相報道出來，還讓一些不明情況的羣衆加深了誤解。
“(報道中)包括外國人、犛牛之類的內容，有些東西連事實都沒搞清楚，他就回去報了。”劉處長提起來仍然憤憤不平。
“記者一批一批的來，我們總不可能什麼事情都不幹，就接待你們吧？”劉表示，這件事現在直接影響了局裏其他工作的順利開展。
在記者隨後數次的上門採訪中，明顯可以感覺到林業局內部人士對媒體的敏感和謹慎。8月18日，林業局大樓內，國家林業局黨組成員、局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繼平，對記者就此事的提問幾乎不做任何回答。而國家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處的王維勝處長則對記者表示，上級領導沒同意，他不接受採訪；同時他所說的任何話都不得發表。
8月28日下午3點左右，記者多次聯絡，又經過半個小時的等待後，終於見到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曹清堯。他顯得很疲憊，一個旅行箱就在辦公桌旁放着。
他一邊埋頭整理出差的各種票據，一邊聽着記者的各種提問，不做迴應。末了，只一句：“我勸你最好不要報道，現在，你們媒體不管從哪個角度來報道這件事，都會使我們處於被動。”
提前溝通就沒那些意外了
“這件事在我們國家林業局的各項工作中，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說白了，我們從來就沒把它當成是一個大事。”國家林業局新聞處的劉處長再三對記者表示，拍賣公示之後居然引起這麼高的社會關注度，他們真是沒有預料到。
劉處長還認爲，這麼件很簡單的事情，背景和處理方式都不復雜，低調處理就好，活動開始的時候再組織報道一下就完事了。正是基於這個想法，國家林業局在拍賣之前，沒有想過要和任何媒體接觸，也沒有想過向大衆發佈信息。
“你說得對，跟媒體打交道，我們確實要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告別時，劉處長終於表示，以後這類事，可以提前跟媒體溝通一下。
“如果在拍賣之前，林業局對民衆的關注有一個充分的認識，然後再做一個鋪墊，找一些科學家，找一些記者，來講講是怎麼回事。大家都清楚了，或者就沒後面那些意外了。”曹良說。
國務院要求林業局拍賣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處的王維勝處長告訴記者，目前關於狩獵工作，無論是以前一事一批的那種，還是籌劃中的拍賣，如今都已經處於停頓狀態。
“這是件合法的事情，林業局在依法辦事，而且從程序上講，更公開更進步了，我不知道它錯在哪裏？”曹良對公衆的反應大惑不解。他特別強調，國家林業局將狩獵額度進行拍賣，依照的是《行政許可法》第53條規定。
《行政許可法》是2003年8月公佈的，到了2004年7月份纔開始正式實施。從公佈到正式實施這一段時間，有一個將近一年的準備期。在這段時間，林業局本來應當可以做好實施前的各項準備。
實際上，國家林業局是直到2005年和2006年才着手籌備拍賣一事。這比馬懷德教授所說的“準備期”，晚了近2年時間。但在這兩年時間裏，國家林業局並未就此事向大衆媒體發佈過任何信息。或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此次的狩獵權拍賣，對大衆來說才感覺那麼突然。
曹良透露，這次國家林業局放棄以往的一事一批，決定進行拍賣，是因爲“不拍不行了，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特地打來電話，要求國家林業局必須進行拍賣。這也是《行政許可法》的明確要求。”
政務如何公開尚無法可依
“從合法性來講，林業局的拍賣沒有問題。從政務公開角度說，它不但要這樣做，而且還要更多地公開。”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首先站在多數網友這一邊，表達了他的不滿，“國家林業局只一個簡單的拍賣公告，輿論追問下才開了一個簡單的新聞發佈會，公開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
“不管是事先還是事後，它都應該主動將所有此次拍賣的相關問題一一披露，包括專家論證的方式、過程、結果——特別是公衆在網上質疑最多、新聞發佈會上並沒有提及的一些問題。”姜明安一點點地幫記者數着林業局還該公佈哪些東西。
“但是，就這點，我們還真不好埋怨林業局”，姜教授話鋒一轉，放慢聲音耐心解釋：由於我國不像美國那樣有《信息自由法》和《陽光下的政府法》，公衆的知情權無法從法律上找到依據，因此國家林業局的這次政務公開該公開些什麼東西，公開到什麼程度，就只能靠自律和內部規章了。
實際上，不論是像國家林業局這樣的國家機關，還是在網上呼籲的普通公衆，恐怕都並不十分清楚，應該依照什麼條件、什麼程序、什麼規則來參與制定和頒佈公共決策。
“根子上，還是因爲我們國家在行政法這一塊並沒有制定出《行政程序法》，這個法應該是行政法序列的基本大法，如同民法典在民法中的地位。”說到這個原因時，姜明安的聲調明顯提高了好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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