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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門的指標我們見得多了，像這樣的‘賄賂款指標’，卻是聞所未聞。再說，交了這些錢不就等於自己給自己扣了頂收錢的黑帽子嗎？”一位老醫生提起四川省金堂縣第一人民醫院(以下簡稱金堂縣醫院)“湊份子”繳賄款的事，氣不打一處來。
金堂縣醫院最近專門開會宣佈：在9月10日前必須向反商業賄賂專用賬戶上交“賄賂款”，要求普通醫生每人至少300元，科室主任每人至少500元。並稱“只有交了錢，醫院和醫生才能過(反商業賄賂)這一關。”此事一經報道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反商業賄賂謹防陷入“形式主義”
發文、開會、發表領導講話，是總結部署和組織推動反商業賄賂工作的必要形式，但“必要”不等於“多多益善”，切莫變成“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以講話落實講話”；
制定、完善有關制度、規定，是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必要形式，但如果把這些制度、規定僅僅“寫在紙上、掛在牆上、說在嘴上”，而落實不到行動上，就等於沒有制度；
在反商業賄賂工作中，有人喜歡玩弄“數字遊戲”，挖空心思地“量化”這、“量化”那，旨在表明工作的“顯著成效”。“數字”一旦用得失去真實性和科學性，變成一種“虛幻”的遊戲。如此“數字遊戲”，嚴重違背客觀事實，助長了形式主義，對反商業賄賂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我沒有收過別人的錢，拿什麼錢上交呀？”
離向反商業賄賂專用賬戶上交“賄賂款”的最後期限還剩3天了，在金堂縣醫院，記者聽到了一些醫生的抱怨。
一位知情人向記者透露了此事的來龍去脈：9月1日，金堂縣醫院領導在醫院行政樓4樓的大會議室裏召集全院醫生開會，專門講上交“賄賂款”的事，說是從今年4月公佈反商業賄賂專用賬戶起至今，金堂縣衛生系統(包括金堂縣醫院)只上交了很少的賄賂款，醫院領導很不滿意，要求醫院科室主任級別的員工，必須向反商業賄賂賬戶上交至少500元賄賂款，有醫師證的醫生至少繳納300元……
知情人進一步解釋道，爲了剷除醫療回扣這顆“毒瘤”，今年8月3日，成都市衛生局就以成都市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名義設立了“治理商業賄賂專項賬戶”，在8月31日自查自糾階段工作結束後，成都市衛生局將組織專門的督導組，赴各單位進行督查。
醫生自曝：醫院下指標是爲了過“關”
記者依次撥通了在金堂縣醫院的一塊公示欄裏登載的該醫院負責人的電話號碼，但不是沒有人接聽就是說記者打錯了。撥打醫院公佈的反商業賄賂舉報熱線，也被值班人員搪塞後掛斷。一位守門的大爺告訴記者，現在下班了，辦公室沒有人，你下午再來吧。
中午時分，記者在金堂縣醫院旁邊郊山路的一家小飯館就餐時，也聽到了不少來此吃飯的醫護人員的議論。
“這錢你交不交？”
“我沒有收過別人的錢，拿啥子交？”
“爲證明反商業賄賂的成果，喊我們交錢，不就等於給我自己扣了頂受賄的帽子？不交！”
記者注意到，講話的這位嗓門突然一下提了起來，讓鄰桌的人紛紛側目。
下午2時許，記者再次來到金堂縣醫院。在醫院行政樓，又一次吃了“閉門羹”。
一位參加了9月1日會議的醫生，在記者反覆表示絕對不會透露其姓名的情況下，向記者透露了會議的情況。
據他介紹，醫院領導在會上講：
現在，反商業賄賂已經到了“實質性的關鍵階段”，金堂縣衛生系統向反商業賄賂專用賬戶中上交的賄賂款還很少，說明反商業賄賂成績不顯著。如果過了9月30日，該交的錢沒有交查出來就要遭到重處。在這種情況下，醫院領導班子經過研究、討論，對上交商業賄賂款作出了金額上的要求。只有我們按要求把錢交了，醫院才能夠順利過關，個人纔可能過得了關。如果現在大家都說自己沒問題，不交錢，到時候肯定要被有關部門調查……
“不可否認，在醫療系統中，在採購藥品和器械的過程中，在開處方的過程中，吃回扣的現象肯定是有的。”這位醫生說，整個金堂縣衛生系統中，有人收過賄賂，有人沒有收過，有人收得多，有人收得少。“醫院爲每個人劃一個上交標準肯定是不合適。”他語氣堅決地表示，自己肯定不會交這筆款。
業內人稱：按指標交賄款並非金堂獨有
記者在隨後的採訪中發現，要求醫務人員按指標上交賄賂款的現象在成都醫療系統裏並非個別。
“天天開會講，院領導反覆催，雖然我從未收過紅包，但還是交了1000元纔算過關，逼得沒辦法呀，就當是捐款吧！”成都市某醫院的一位主治醫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相當的無奈。
這位主治醫生告訴記者，醫院重視與追求的只是反商業賄賂專項賬戶上的“數字繁榮”，而不是檢查並糾正自身存在的問題；醫院之所以如此，也不過是擺個花架子以圖“順利過關”而已，而醫院過了關，個人自然也就一同過了關。說白了，有關部門的監督審查在醫院眼裏不過是一道關卡，只要邁過了這一步就萬事大吉了。
檢察官認爲此做法可能掩蓋“碩鼠”勾當
一位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家認爲，金堂縣醫院給醫生上交“賄賂款”下指標，說明其假定每個醫生都有問題，所有醫務工作者統統受過賄賂；交錢太少，就是“反商業賄賂成績不顯著”，說明在一些地方，交錢多少成了衡量反商業賄賂成果的數字化指標。
一位檢察官告訴記者，金堂縣醫院領導爲了自己醫院的所謂“過關”，而強迫醫生繳納可能是“莫須有”的賄賂款，這種做法是很不合理的。雖然醫生中有人收回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從未收過回扣的。可現在，不管你有沒有收過回扣，都要上交賄賂款，這豈不是將一潭水攪得混雜？如果有醫生受賄1萬元，上交500元以後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而另外一些一分錢沒收的醫生，現在卻被逼着繳納所謂的“賄賂款”，他們心裏肯定會想，當初還不如受賄呢？而對那些堅決不受賄的人來說，如果被逼繳納賄賂款，那不就等於是“屈打成招”承認自己受賄了？
這位檢察官說，這種下指標的做法，顯然有悖於國家治理商業賄賂的有關規定，也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如果認爲專項賬戶裏繳納上來的錢越多，就說明反商業賄賂力度越大，上級也不會再追查了，自己的位置就保住了，這恰恰會讓真正的受賄者成爲‘漏網之魚’，還可能掩蓋了個別醫療系統‘碩鼠’的犯罪勾當。”這位檢察官擔憂地說。
“湊份子”交賄款，折射出當前反商業賄賂的硬傷：
法律明顯滯後，受賄罪主體範圍的狹窄，導致無法對現實中形形色色的商業賄賂行爲予以全面有效地管制；
執法過於寬鬆，對於賄賂罪的調查力度明顯偏弱，一些單位看似重視，“動員——自查——整頓——總結”等一套程序也制定了，但過於依賴自查自糾，主動出擊不足，拘囿於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收繳的數字實施管理。到頭來，開起總結會，貌似成果一大堆，卻難有實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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