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中天教授在講演。(資料圖片)
●學術應當與傳媒對接，學術也可以與傳媒對接
●『書齋學者』和『學術明星』並不矛盾
●與傳媒結合也給學者帶來風險
9月2日，廈門大學的易中天教授在南京簽售他的新書《品三國》。繼今年5月在招標會上被某出版社以『首印55萬冊、版稅百分之十四和三年後保底印數20萬冊』的罕見標碼競得發行權之後，易中天再度成為學者和公眾關注的焦點。
有人說，這是一個學者成為『明星』的時代。也有人說，這是一個傳媒對接學術的時代。
學者為什麼會這樣『紅』？如何看待學術與傳媒的對接？就此，記者走訪了相關學者。
『學術明星』由媒體『制造』
易中天，這位在電視鏡頭前總是一襲『中華小立領』、操一口流利湖南普通話的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以機敏的反應、極佳的口纔，在『百家講壇』上贏得滿堂喝彩。
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閻崇年，同樣也經歷了從學界『名人』到『學術明星』的蛻變過程。之所以稱他是學界『名人』，是因為他研究了一輩子清史，出版了二十多本學術著作，撰寫了上百篇學術論文，在清史學界具有較高知名度，但這種影響力僅局限於學術領域。然而當他在『百家講壇』成功主講了《清十二帝疑案》後，這一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其著作《正說清朝十二帝》出版後一年內重印15次，發行量超過32萬冊，他本人的社會影響力也跨越了學界，並擁有一大批忠實擁躉。
這些曾經『躲在小樓成一統』的『書生』為什麼突然會這樣『紅』呢？
『「學術明星」的出現是學術與現代傳媒成功對接的結果，是市場化運作的產物。』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餘開亮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一方面，隨著物質文化的增長，教育的普及，大眾對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學術界也一直在做普及性的推廣工作。兩方面通過電視傳媒的運作，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應。在這種結合過程中，學者通過自身的學術積淀、語言風格和獨特的人格魅力等贏得了大眾的喜愛，擁有了眾多的擁躉，獲得了「明星」的待遇。』
對此，易中天教授在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坦言:『電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現代傳媒，也是一個傳播學術的很好平臺。但它又是一把雙刃劍，成人也毀人。如果你想成名，可以利用它，但是成名不等於成功。所以我說，傳媒和學術相結合，做好了是雙贏，學者贏得了觀眾，媒體贏得了品位。』
『「學術明星」是媒體「制造」出的產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東方所副所長楊維富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前，學術思想的傳播主要是借助於學術雜志和報紙等紙質媒體，受眾比較固定，社會影響力也相對有限。而現在，電視主動邀請學者，學者積極走上電視講壇，使學術有了更強勢的傳播平臺。強勢媒體對於大眾來說，是獲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他們對學術的主動介入，使學者成為「明星」具備了現實的可能。』
既要『學術明星』也要『書齋學者』
『韓信是待業青年』、『諸葛亮是一個少年英纔，而且是一個帥哥』，『曹操擔任的這個洛陽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區一個副縣級公安局長』，易中天教授在講壇上風趣的解釋和略帶戲謔的表述方式，把一個個久遠的歷史人物惟妙惟肖地推到年輕觀眾面前。
但正是這種略帶戲謔和逗樂的解讀歷史方式，在得到觀眾『癡迷』的同時，也遭遇學術界的質疑，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葛紅兵就批評易中天的這種解讀歷史方式是游戲學術，把嚴肅的事情變得娛樂化，並直言『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
而記者所采訪的一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教授則認為:『從歷史研究角度來看，這類的「學術明星」和學術研究本身基本上沒什麼關系，說是「文化」明星倒是差不多。』
針對此現象，餘開亮博士認為，大眾對『學術明星』的癡迷和學術界對『學術明星』的質疑，這兩種不同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對待『學術明星』的態度，給了我們一個反思學術傳播方式的契機。學術要求理性、嚴謹、大公無私的科學精神，要求學者甘於寂寞，潛心鑽研，以客觀、嚴肅的態度對學術進行整理和創新。學術還要體現平等、關懷、有教無類的民主精神，要求打破學界話語權被少數人壟斷的局面，盡量避免學術成為高高掛起的『空中樓閣』。
『之所以在學術「明星」上存在態度對立，是因為社會對學術之「科學精神」、「民主精神」這兩個方面尚未達成共識，也沒有找到它們互融的契合點。』楊維富博士告訴記者，『事實上，「學術明星」的出現應該是一件好事，它有利於改變目前大眾文化過於媚俗的狀況，有利於從整體上提昇大眾文化的品位，提高大眾的文化素養水平。』
而成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明星』餘秋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對當下的『學術明星』現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認為正經的地方是在書齋，報紙、電視、網站都是不正經的地方，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文化文化，這個「化」字在中國歷史上叫「化成天下」。文化的筋骨是要廣泛傳播的，這是文化的目的。』
『「書齋學者」和「學術明星」並不矛盾。社會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書齋式學者「為往聖繼絕學」，也需要親近大眾的明星化學者「為生民立命」。學者全部走進書齋不是一件好事。同樣，全部走出書齋也不是一件好事。也許，各自為營以及進出有度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這樣，可以促使學術和大眾的互動，打破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壁壘，既能繁榮學術，又能促進全民文化素質的提高。』餘開亮博士在接受采訪時特別強調。
文化普及要『通俗化』不能『庸俗化』
易中天教授的新書《品三國》以天價中標，無獨有偶，閻崇年研究員的著作《正說清朝十二帝》出版後一年內重印15次，發行量超過32萬冊，這樣的數據在他們沒有走上『百家講壇』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這也充分說明，學術經過傳媒的成功『對接』後，可以產生明顯的『放大』效應。
但學術與傳媒的結合也有可能給學者帶來風險。因為，媒體作為大眾傳播機構，邀請學者走上講壇，普及學術不是唯一目的，最終目的是要吸引到足夠多的『眼球』。
因此，從一些傳媒的角度而言，他們更希望學者的演講能注重滿足受眾的好奇心理，而多傾向於學者去選擇一些公眾感興趣的題材。而學術的傳播和普及又是一種相對嚴肅的工作，要求有較高的『專業』水平，要求遵守基本『規范』，受眾也期待學者的講演能給他們帶來『更科學化、立體化的思想與知識譜系』。
現實中，這兩者之間必然會存在一定的矛盾和衝突。
對此，一些學者有著清醒的認識。易中天教授在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應該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會責任感，不計名利地擔負起繼承和傳播傳統文化的重任。』『實際上在電視臺做一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是有風險的，這種風險意味著被學術界拋棄。因為學者不想離開學術隊伍，怕被人說成是「學術明星」，怕被人說成是不務正業、淺薄庸俗。』易中天坦言。
『學術的普及要「通俗化」不要「庸俗化」，這是學者在進行學術傳播時所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楊維富博士表示，『通俗化是在不違背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把復雜的東西講得簡單易懂，這是學術普及所必須借助的方式。而庸俗化是窺私獵奇，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它與學術研究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
餘開亮博士對此也持相似觀點:『學術要面向市場、面向大眾，可以利用一些恰當的比喻、幽默的詞匯、個性的表情等演講藝術，使得大眾更易接受。但學者在進行文化普及時，一定要有自己的學術道德底線和基本的學術規范。』
『而學者一旦成為「明星」，成為公眾人物，就任重而道遠。「學術明星」不應屈從於商業運作模式而去制造一些虛假的大眾文化需求，而是應運用自身的知識去客觀地普及學術見解和成果，並為大眾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確的輿論導向。』餘開亮博士最後強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