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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群眾反映的腐敗問題，不能捂著不查，甚至壓著不讓查；對已經立案查處甚至審判的腐敗案件，也不必捂著、壓著不讓媒體報道。『捂著』、『壓著』，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強調宣傳紀律、堅持辦案原則和新聞規則的前提下，對腐敗案件的報道，向黨報黨刊和都市報、晚報、生活服務類媒體，大報和小報，本地媒體和外地媒體，公平、平等地開放或放開，用權威聲音以正視聽，防止惡意炒作造成負面影響
繼9月18日浙江省反腐倡廉成果展開幕後，從9月21日起，北京市也舉辦了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展。這兩個反腐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將一批貪官的丑行暴露在陽光下，讓參觀者接受警示教育。如浙江的展覽，選取了40個典型案例，涉案貪官包括湖州原市委書記徐福寧、紹興市越城區原區委書記劉德秋等。北京的展覽則選取16起重大案件，如成克傑、田鳳山、劉方仁、韓桂芝、李紀周、王雪冰等等。
一下子曝光這麼多貪官的丑行，是否就意味著當前的腐敗程度已到了不可收拾、令人無可奈何的地步？不是。這彰顯出黨和國家反腐敗的堅定決心和明顯成效；反映了京浙兩地黨政領導、執紀執法機關和宣傳部門對腐敗和反腐敗的正確態度。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一些地方和部門中產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腐敗案件曝光多了，就影響自己的政績，影響當地乾部的形象，甚至影響當地的投資環境。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案發地主要領導、案件主辦部門、宣傳部門對媒體報道不開口子，黨報對典型、重大腐敗案件三緘其口。而一些市場化的媒體則從一些非官方渠道甚至道聽途說中，獲得細枝末節，便大肆炒作貪官如何揮金如土、如何包養情婦等非主流的東西(甚至有些不了解實情的媒體還為貪官鳴冤叫屈)，以吸引普通讀者的眼球，所謂的『大報抓導向，小報抓市場』就存在這種因素。或者，腐敗案件不准當地媒體報道，而其他地方的媒體則大肆炒作。這樣，便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的後果：權威的弘揚正氣、宣傳反腐倡廉成效的東西不見蹤影，而負面的報道卻鋪天蓋地，混淆視聽，把腐敗形勢說得玄之又玄。
對腐敗案件的報道，不強調宣傳紀律、不堅持正確導向，毫無疑問是不行的。但采用『堵』的辦法，行嗎？事實證明：不行！正確的辦法只能是『疏』——在強調宣傳紀律、堅持辦案原則和新聞規則的前提下，對腐敗案件的報道，向黨報黨刊和都市報、晚報、生活服務類媒體，大報和小報，本地媒體和外地媒體，公平、平等地開放或放開。如可以采用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將一些腐敗案件的辦理情況向媒體公布。或者就像北京、浙江那樣，搞反腐倡廉成果展或法制教育展，在讓黨員乾部參觀的同時，也請媒體對公布的腐敗案件進行公開、正確報道。
采取『疏』的辦法，至少有這麼幾個好處：一是可以將腐敗案件的報道納入正確的軌道，用權威聲音以正視聽，防止惡意炒作造成負面影響；二是對腐敗案件的特點、發生的原因及預防的對策進行正確深入報道，可以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防止一些黨員乾部再步貪官後塵；三是可以宣傳黨和國家堅決懲治和預防腐敗的決心、措施及成效；四是在教育乾部的同時，也可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舉報貪官，同腐敗現象作斗爭，形成反腐敗合力，防止執紀執法機關單打獨斗現象的出現。
當前，我國正處於體制深刻轉換、結構深刻調整和社會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縱觀古今中外，像這樣一種歷史時期，出現腐敗現象是不足為奇的，而且腐敗還可能高發多發。所以，對腐敗現象和反腐敗工作，我們要有一種正確的態度，既要有防治腐敗的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又要冷靜、沈著、理性。對群眾反映的腐敗問題，不能捂著不查，甚至壓著不讓查；對已經立案查處甚至審判的腐敗案件，也不必捂著、壓著不讓媒體報道。『捂著』、『壓著』，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然，媒體報道腐敗案件，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講究職業道德，把追求報道的社會效果放在第一位。這一點，也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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