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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參謀部課題組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中國軍事史上曠古未有的一次戰略大轉移。在歷時兩年、輾轉數萬裏的浴血征戰中，紅軍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以長征勝利爲標誌，紅軍實現了軍事戰略方針的重大轉變，從根本上扭轉了戰略被動局面，從此翻開了我黨軍事鬥爭發展歷史的新篇章。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回顧和總結長征勝利的軍事戰略意義，對於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和軍事鬥爭準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長征勝利成功實現了紅軍戰略轉移，中國革命戰爭的總體態勢由被動轉爲主動
紅軍長征是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軍事鬥爭局勢發生嚴重逆轉的情況下，我們黨爲了謀取戰略主動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是爲了尋找紅軍新的立足點，奪取戰略主動進行的大轉移。能不能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直接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
戰略轉移的成功實現，徹底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幾乎陷於絕境的紅軍化險爲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蔣介石爲了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先後糾集上百萬軍隊進行“追剿”。在湘江及其以東地區連設四道封鎖線，欲將紅軍消滅在突圍途中；在湘西南、黔東北佈下包圍圈，企圖圍殲紅軍；在金沙江、大渡河沿線調兵遣將，妄圖憑藉天險堵截紅軍；在紅軍北進路上設置了一道道防線，迫使紅軍進入人跡罕至的生命禁區。當時紅軍的被動局面，毛澤東曾作過高度形象的概括：“十二個月光陰，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說不盡的艱難險阻。”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正確指揮下，紅軍取得了一系列戰役戰鬥的勝利，掌握了戰略轉移中軍事行動的主動權，但總體上仍處於無後方依託、大範圍流動作戰的被動局面。直到長征勝利，這種狀況才發生了根本變化。
紅軍實現戰略轉移，建立了新的戰略立足點，從而爲爭取軍事鬥爭主動創造了條件。一切軍事鬥爭如果沒有可供依託的戰略後方，就沒有戰爭的縱深與發展。紅軍退出中央根據地後，把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作爲作戰的基本目標，最終轉移到陝北建立了根據地，這就使紅軍有了穩固的戰略後方，一改過去的被動局面，擁有了軍事行動的戰略主動權。之後，紅軍先後發起了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此後，蔣介石再也沒有組織起對紅軍的進攻戰役。這些戰役表明，長征勝利後，紅軍既能根據軍事鬥爭全局制定戰略方針，又能通過具體的戰役戰鬥實現戰略目標；既能根據敵我情況尋機發起戰役，又能通過準確判斷戰場態勢有效控制戰局；既能依託根據地消滅和擊退進攻之敵，又能通過外線作戰擴大生存和發展空間。
紅軍長征戰略轉移的成功實現，不僅解決了紅軍求生存、圖發展的重大問題，也實現了北上抗日的目標。紅軍長征的戰略轉移是不得已而爲之，但放到國際國內環境的大背景下考察，紅軍長征又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北上抗日”這一長征初期主要從政治上考慮而提出的策略性口號，最終必然要轉換爲紅軍長征的戰略性目標，從而賦予了紅軍長征以積極的戰略轉移意義。紅軍的戰略轉移是政治與軍事、退卻與進攻、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有機結合的產物。這次戰略轉移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剿滅”紅軍的戰略企圖，保存了紅軍有生力量，爭取了戰略主動，打開了軍事鬥爭新局面。
長征勝利確立了正確軍事思想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使紅軍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走向成熟
正確的軍事思想是在鮮活的軍事鬥爭實踐中，從勝利中總結經驗、失敗中汲取教訓，並在與錯誤的軍事路線鬥爭中，不斷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長征勝利，是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紅軍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走向成熟的重要開端。
紅軍長征中的正確軍事思想是隨着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而樹立的。長征出發前後，由於受到“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排擠，毛澤東被剝奪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權，致使嚴重脫離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僵化、呆板的軍事教條主義思想在紅軍中佔據支配地位。在這種軍事思想指導下，紅軍作戰接連失利，不僅喪失了革命根據地，而且造成了部隊大量減員，損失慘重。湘江血戰之後，中央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中累計折損達5萬多人。確立正確的軍事思想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成爲紅軍作戰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毛澤東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建立在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科學把握的基礎之上，堅持正確的軍事思想，並在軍委和紅軍中佔據了指導地位。
紅軍正確軍事思想的樹立表現在戰略戰術指導的成功轉變。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活的靈魂，也是紅軍長征勝利在戰略指導和作戰原則上一以貫之的科學精神。這一科學精神支撐下的紅軍戰略戰術指導，同遵義會議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主要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在戰略指導上，實現由消極防禦向積極防禦轉變。遵義會議前，紅軍在錯誤的軍事思想指導下，進攻時採取冒險主義，死打硬拼；防禦時採取保守主義，被動挨打；轉移時實行逃跑主義，消極避戰。遵義會議後，紅軍在戰略指導上徹底放棄了消極防禦的路線，轉而實行了積極防禦的軍事指導方針，即着眼打破強敵的圍追堵截，把握防禦和進攻轉換的關節點，寓戰略防禦於戰役進攻之中，以戰役攻勢爭取戰略防禦主動，從而實現了進攻與防禦的有機銜接。二是在作戰原則上，實現戰略的速決戰向持久戰，戰役戰鬥的陣地戰、堡壘戰和消耗戰向運動戰、速決戰和殲滅戰轉變。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在戰略上主張速決戰，在戰役戰鬥上堅持打“堂堂之陣”的陣地戰、堡壘戰和消耗戰，毛澤東曾形象地比喻爲“乞丐與龍王比寶”。遵義會議後，紅軍堅持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擺脫了單純防禦和堡壘主義的桎梏，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在戰役戰鬥中，堅持以運動戰、速決戰和殲滅戰爲主，善於造成戰局中的局部優勢，在運動中尋找戰機、殲滅敵人。三是在作戰指揮上，實現由戰略戰術教條僵化向靈活多樣的轉變。長征中的戰役戰鬥，有着不同於一般戰役戰鬥的鮮明特點。紅軍經常處於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中，戰場情況瞬息萬變，指揮機械呆板，行動反應遲緩，隨時都有被圍困、消滅的危險。遵義會議後，紅軍採取靈活多樣的戰略戰術，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聲東擊西，穿插迂迴，在戰法上做到於劣勢中造優勢，在平勢中創奇勢，從而掌握了作戰指揮的主動權。整個長征過程，紅軍共進行重要戰役戰鬥近600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戰役戰鬥的重大勝利，彰顯紅軍戰略戰術運用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長征軍事鬥爭實踐的理論化是紅軍軍事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長征是紅軍正確軍事思想實踐與昇華的過程，是戰略戰術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中實際運用的過程，也是紅軍軍事理論不斷髮展並日臻成熟的過程。這種成熟集中表現在兩篇重要文獻中。一是瓦窯堡會議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軍事戰略的決議》。這個決議對紅軍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原則進行了規範和系統闡述，提出了關於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基本要求，明確規定了作戰形式、指揮方法、戰鬥準備等十個方面的原則。這個決議，使紅軍生動的作戰實踐和豐富的經驗得到了理論概括。二是毛澤東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著作全面深刻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包括紅軍長征的經驗，對戰爭本質和戰爭形式，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戰爭特點和戰略戰術，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爭的物質基礎和人在戰爭中的能動性，軍事實踐和軍事認識的辯證過程，以及戰爭的現象與本質、戰爭的內線與外線、戰爭情況的變與不變、戰爭力量的強弱轉化等重大問題，都作了極爲精闢的闡述，回答了中國革命戰爭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篇著作從戰略思維層次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規律，是對長征特殊的戰場環境戰略戰術原則的高度凝鍊，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中國化，是紅軍軍事思想的第一個里程碑，成爲中國革命戰爭的行動指南和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
長征勝利推動了紅軍戰略力量質的躍升，奠定了軍事鬥爭發展的堅實基礎
長征中紅軍減員嚴重，戰略力量彌足珍貴。但各路紅軍通過不斷匯聚、整合，勝利到達陝北後，隊伍空前集中，質量更加優化。
戰略力量的整合使紅軍戰鬥力明顯提高。長征開始後，在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下，各路紅軍分散單薄，面臨被分割包圍、各個擊破的嚴峻形勢。爲使戰略力量集中，形成整體作戰效能，紅軍在長征途中，經過了6次戰略力量組合的大會師，每次都不僅擴大了隊伍規模，而且優化了編制，其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軍事指揮實現了全軍集中統一。軍事指揮的集中統一是確保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重大原則問題，是決定長征成敗的關鍵所在。長征途中，在南下還是北上問題上，紅軍內部曾出現了分歧。由於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中央積極爭取，這種情況至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終於得以解決，從而確保了紅軍軍事鬥爭發展的正確方向，實現了全軍的高度團結和統一。二是部隊適時進行整編。長征途中，紅軍進行了幾次大的編制調整，紅二、六軍團的桑植整編，中央紅軍的黎平與扎西整編，紅二方面軍的正式成立，陝甘支隊的組建，以及長征勝利後的三大主力紅軍的整編，都是適應作戰需要採取的重要舉措，使紅軍健全了指揮體系、優化了內部結構、精簡了各級機關、充實了基層戰鬥力量。三是協同作戰能力明顯提高。協同作戰是戰鬥力強弱的重要體現，紅軍歷來重視作戰行動的戰略合作與協調。長征途中，各路紅軍在軍事行動上遙相呼應，密切配合，分則能相互協同，合則能統一行動。特別是長征勝利後，紅軍三大主力齊心協力，相互支援，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表明紅軍大兵團協同作戰的能力顯著提高。
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紅軍軍事力量發展有了重要依託。革命根據地是紅軍發展壯大的力量源泉，有了穩固的革命根據地，就有了武裝力量生存和發展的深厚基礎。黨和紅軍高度重視根據地建設，長征途中把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戰略力量，作爲作戰的直接目標。根據形勢和戰局的變化，及時確定根據地的發展方向。黎平會議確定建立川黔邊革命根據地，遵義會議後先後決定北渡長江在川西北和雲貴川建立根據地。整個長征途中，儘管情況變化多端，紅軍的作戰方向不斷調整，但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紅軍力量這一戰略目標始終沒有改變。紅軍到達陝北後，把鞏固和擴大根據地作爲中心任務，通過東征、西征，鞏固了陝甘根據地並開闢了縱橫200公里的陝甘寧新的根據地，從而使紅軍的戰略力量發展壯大有了可靠的社會、經濟和羣衆基礎。陝甘寧邊區成爲全國熱血青年紛紛投身中國革命的聚集地，紅軍的力量進一步壯大，爲以後的抗日戰爭集聚了力量。
保留和鍛造了紅軍骨幹，爲人民軍隊爾後的發展壯大提供了主要的人才保障。在革命戰爭年代，骨幹的數量和質量是紅軍隊伍不斷髮展壯大的決定因素。在長征中，紅軍將士以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英勇頑強、勇於犧牲的戰鬥精神，經受住了血與火的考驗和磨練。經過長征，紅軍儘管從出發前的約20萬人銳減到3.5萬餘人，但保留下來的都是優秀骨幹，是紅軍的精華。大批紅軍將士成爲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中堅力量。正如周恩來同志所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存下來了樹身和樹根。”
長征勝利標誌着紅軍北上抗日戰略目標的實現，開創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轉變的新格局
長征是我們黨在中華民族命運處於危急關頭，爲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主動所作出的重大決策。長征勝利，是黨領導紅軍實現北上抗日戰略目標，打開民族解放戰爭新局面的主要標誌。
完成了北上抗日的軍事戰略目標。紅軍長征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作出的戰略抉擇。長征勝利後，全國主力紅軍大匯合，進入了抗日鬥爭的前進陣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新高潮的迅速掀起。
樹起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旗幟。抗日戰爭是一場以弱國對強國的軍事對抗，僅僅依靠黨和紅軍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一面能夠匯聚全國抗日武裝力量、召喚廣大民衆共同抗戰的鮮明旗幟，這面旗幟就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抵達陝北後，黨中央從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出發，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抗日救國上來，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策略，先後提出“抗日反蔣”、“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逼蔣抗日”的方針政策。充分表明了黨和紅軍抗日的決心與推動全民族抗戰的誠意，從而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寫到了抗日救國的旗幟上。這面旗幟凝聚了人心，瓦解了反共陣營，壯大了抗日力量。
形成了全國武裝力量共同抗戰的戰略態勢。爲了推動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迅速轉變，朝着有利於抗日方向發展，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進行了一系列軍事行動。首先，通過直羅鎮戰役有力的軍事打擊和深入細緻的抗日統戰工作，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深切感受到內戰必亡、抗戰必存，停止了對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進攻，與紅軍達成團結抗日的共識，奠定了西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實基礎。其次，發動東征、西征兩次重要戰役，給親日反共的閻錫山晉綏軍和堅決反共的寧夏馬系軍閥沉重打擊，緩解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形勢，開創了地區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局面，推動全國軍事鬥爭形勢進一步向民族解放戰爭方向發展。再次，發起山城堡戰役，一舉擊潰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根據地的“進剿”，徹底打破了蔣介石“消滅”紅軍的企圖。懾於紅軍的威力和全國民衆要求抗戰的壓力，蔣介石再也沒有組織起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中國革命從此進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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