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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安徽省廬江縣採訪，縣委書記範洛森向記者講述了他近期親歷的“項目大戰”：外地客商欲到廬江投資三個項目，由於提出的優惠要求過多以及需要進行環保等評審，縣裏尚在研究中，鄰近縣市聞風而動，全盤答應客商條件，很快“搶”走了這三個總投資達兩億多元的項目。
這三個項目是：浙江平湖一客商投資7000萬元的紙塑項目，客商提出的條件是零地價用地100畝，稅收在“三免兩減半”的基礎上再優惠20%；杭州一客商投資8000萬元的造紙廠項目，縣裏提出先進行環保等評審；安徽省無爲縣一客商投資上億元的電纜廠項目，客商提出的條件是以民政福利工廠的名義興辦，享受國稅優惠。
“不是高科技，也不是產業前景非常看好的項目，而且是帶有污染的項目，但就是這樣的項目，各地也都在搶，儘可能地滿足客商的要求，包括許多不合理的要求。”範洛森說：“不上項目，財政收入從哪兒來？現在搶客商、上項目都紅了眼，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怎麼能控制下來？”
有着120萬人口的廬江流傳着一句順口溜兒——“糧食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一直爲國家做貢獻”。2005年，廬江縣財政收入達到2.43億元，上繳1.07億元，地方留用1.36億元，實際支出5.25億元，三億多元的支出差額來自於財政轉移支付、專項追加、取消農業稅補貼等。而人員工資佔了整個財政支出的70%，全縣吃財政飯的有1.9萬人，其中教師1.2萬人。
剛性財政支出和自身財力有限使廬江縣在改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幹部待遇、黨政機關辦公條件等方面，都面臨着空前的財政壓力。“吃了前幾年沒有發展工業的虧”的廬江縣，前幾年的固定資產投入特別是工業項目較少，近兩年也開始大力補上工業這條“短腿”，運用國債、國家專項資金、招商引資和政府財政等資金10多億元，興辦工業園，改善基礎設施，興企辦廠。但與周邊縣市相比，廬江縣的固定資產投資還是較少的。
“宏觀調控、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需要財政稅收改革配套。”廬江縣分管財政的常務副縣長林緒文說：“目前採取信貸和土地兩道閘門短期可以見效，但從長遠看，財稅措施要配套，而且要及時跟進，否則容易反彈。”
林緒文說，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一方面財權上移，縣鄉財政成爲層層集中財力的對象。縣級需要將75%的增值稅、100%的消費稅、所得稅收入增量的60%上繳中央財政。省級和市級政府在中央集中一部分財力的基礎上，又對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進行分成，同時上劃中央增值稅、消費稅增長返還收入全留省級，即又對縣鄉財力再次進行了集中。另一方面基本事權卻重心下移。縣級政府不但要保證黨政機關正常運轉，而且要提供諸多公共產品，同時還要改善社會需求以及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像義務教育應該由中央財政承擔，但現在主要是由縣鄉政府承擔。城鎮鄉村的水、電、路、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應該建立起公共財政體系，但現在也主要由縣鄉政府來承擔。
中部地區的安徽省對財稅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東部發達地區的蘇州市對財稅體制改革的願望同樣迫切。蘇州市財政局預算處副處長石軼星認爲，地方財政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造成蘇州“經濟數據喜氣洋洋，財政狀況緊張運行”。市稅務局稅政一處處長倪東昇認爲，稅制改革滯後不是一點點，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和需要，對分稅制進行必要的調整，應該合理調整和設置稅種、稅率，改變目前國稅和地稅職能交叉、納稅成本高等問題。
記者在安徽、江蘇等地採訪發現，儘管地方政府理解中央宏觀調控政策，認識到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重要性，但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的熱情仍然高漲。這些地方的幹部向記者介紹的一個邏輯是，爲了養人養事，必須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加快發展工業，只要加快發展工業，才能增加財政稅收，只有增加財政稅收，才能更好地養人養事。落後的、欠發達的地方如此，發達的地方也如此。
“發展是硬道理，問題是怎樣解決快而差的發展問題，實現既快又好的發展。”範洛森說。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博士說，1994年至2005年期間，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爲52%，地方各級政府平均爲48%，而同時期中央所承擔的事權平均在30%左右，地方則達到70%左右。地方各級政府在財權逐步減少的總體趨勢下，事權並沒有相應減少，出現嚴重不對稱。這是地方投資屢調難控的體制根源。與此相對應，如果把各年固定資產投資按照中央項目和地方項目進行區分，近幾年地方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比重均在80%以上，地方政府成爲現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乃至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王小廣指出，經濟轉型進行到目前階段，財稅體制改革滯後已經拖了宏觀調控的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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