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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社論 六中全會進一步完善現代化建設奮鬥目標
學習貫徹全會精神 共建共享和諧社會 法治即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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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會爲中國加裝“解壓閥”“減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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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媒體評中共確立構建和諧社會新目標
社會體制改革帷幕徐徐拉開 四機制促進社會利益協調 人大、政協、媒體等機構將被要求更多反映民情 農民正當的組織將被寬容對待
昨天結束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顯示，這個有着7000萬黨員的世界最大的執政黨，正準備以一系列嶄新的機制，傾聽和協調不同利益階層，尤其是弱勢一方的利益訴求，以化解社會矛盾，維繫民心。
此次由300多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參加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進行了爲期四天的閉門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官方媒體稱，這是中國25年來首次就社會問題召開中央全會。
其中引人矚目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28年後，社會階層愈加複雜之際，着手拓寬和疏通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渠道，這被認爲是中共在社會轉型期夯實執政基礎的必要手段。
中央黨校的權威分析人士稱，執政黨要讓弱勢羣體和強勢羣體平等地擁有利益表達渠道，並在他們的利益訴求中找到結合點。
該分析人士說，除傳統的信訪渠道外，人大、政協、人民團體以及媒體等部門作爲利益表達渠道的作用會進一步發揮。同時，執政黨和各級政府將通過多種手段廣泛收集民意。
上述措施亦被視爲社會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後，此次六中全會關於社會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尤其值得注意。
四機制促社會利益協調
衆多政情觀察家認爲，六中全會過後，中國將着手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包含利益表達機制、利益疏導機制、利益調節機制和基本利益的保障機制。
中國28年前推行的改革開放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內部開始出現分層，新利益階層不斷增生。1988年，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也提出，“人民內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
然而各階層表達利益訴求的機會和渠道卻有限，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青連斌說，“各階層的利益要求要順暢反映，否則不滿會越積越多。”中國領導人也警告說，現在既是“黃金髮展期”，也是“矛盾凸現期”。
中國現有的公衆利益訴求渠道主要是信訪，但青連斌說，有些地方官員爲了突出政績，顯示安定，往往對信訪設置限制，導致信訪渠道不暢。
權威消息人士透露，中國共產黨正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手段則是上述四個機制的創建。
利益表達機制被認爲是最容易建立，也是最急迫需要的，藉此可以先做到“下情上達”。嚴書翰說，除傳統信訪渠道外，人大、政協、人民團體以及媒體等將肯定會發揮更大作用。
“人大和政協表達民衆利益訴求不能僅僅是在‘兩會’期間，而要經常起作用。”嚴說，“比如現在提倡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常任制。”
媒體渠道亦被重視起來，據悉，“要把反映人民羣衆的訴求當成媒體一個不可缺少的職責”、“要實事求是地對人民羣衆的利益訴求進行報道”已被決策層認可。
諸如共青團、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和其它民間組織亦是重要渠道，“在農村，比較典型的是一些專業經濟組織，比如蘋果協會等，以協會的形式，向政府表達要求；還有就是農民工的工會。”
嚴書翰說，拓寬利益表達渠道不是在政府機構中增設機構，而是充分利用現有渠道並鼓勵民間正當組織的成長。
利益疏導機制和利益調節機制則主要由政府主導，最明顯的是此前各部委多次聯手出擊，對房地產進行調節的舉措。最近的9月30日，衛生部等四部委亦部署在“十一五”期間投入200多億元人民幣，建設和改造貧困地區的醫療機構。
嚴說，上述兩個機制中，各級的執政骨幹應發揮更大作用，“過去地方主要領導人把精力都放在抓經濟建設上，在羣衆需要協調和疏導利益的時候，過問的少。現在，應該作爲一個重要的工作着眼點。”
基本利益的保障機制則將主要圍繞諸如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保證生存權的措施進行。
上述分析人士稱，除被動地接受利益表達，執政黨亦會主動收集民意，“黨政機關設置了很多調研機構，應主動了解老百姓的利益訴求。”青連斌說，目前上述部門收集了很多的資料，但很多都石沉大海，造成了浪費。
他提出，中國衆多的學術機構做了大量民意調查，這方面資源應共享。
保障弱勢階層訴求是重點
分析人士說，此次提出拓寬民衆利益訴求渠道，一方面是平等針對中國各利益階層，同時在客觀上亦有偏重。
“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要看到強勢羣體和弱勢羣體的差別，他們的利益無論從表達、協調、疏通還是保障方面都存在着不公平。”嚴說，“我們要疏通利益表達機制，重點會是比較弱勢的羣體。”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曾舉例說，早在1990年代，一些房地產商便贊助了一系列經濟發展研討會，由經濟學家出面呼籲政府實行寬鬆的財政和金融政策，1990年代中期之後，傳媒也更多地受強勢階層的影響，而由知識分子製造的主導性話語也更直接地體現了強勢階層的主張。
“比如現在的私營企業主，很多是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有些還在基層政權擔任職務，政府部門也非常注意去聽他們的意見。”青連斌說。
相比之下，貧困羣體利益表達渠道卻不暢，失地農民“沒人可找”的情況比較嚴重，至於諸如農民工等外來人員在某種程度上則處於無制度性支持的狀態。
華東師範大學現代城市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映芳的調查顯示，“集體上訪”往往被下層市民認爲是可以“向上面反映問題”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中國近年頻發農民工跳樓討薪事件，這種以命相搏的方式顯示弱勢階層在表達自己的利益上顯然處於無力狀態，而急需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被認爲是社會必要的安全閥和下層不滿情緒的泄洪裝置。
嚴說，更多的利益表達渠道將更直接地反映各階層的訴求，不過執政黨要在弱勢階層和強勢階層的利益訴求上找到“最合理的邊界”。
社會體制改革加速
除去具體意義，分析人士說，此次強調的利益協調機制，“非常直接地跟社會體制改革聯繫在一起”。
嚴書翰說，以前包括中共十三大、十五大都提到過要聽取廣大人民羣衆的意見等等，但沒有像最近是從社會管理體制層面上解決。
“之前大家主要關心的是政治體制改革，關心黨政體制、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但是其實中國最滯後的是社會體制改革。”嚴說。
“我們原來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根本沒有辦法覆蓋一些社會體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把目光轉向六中全會後的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
這位中共資深社會主義理論專家說，之前很多以爲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其實是經濟轉型以後，沒有一種能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育的社會體制。中共最高領導人亦曾多次提出，要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有目共睹的是，中國在取得經濟建設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資源緊張，環境破壞，教育、醫療、社保體系不健全等社會矛盾也十分突出。同樣，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執政4年來亦在社會矛盾處理上用力多多。而此次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亦是着力點之一，力圖爲解決矛盾提供更多民意基礎。
“作爲執政黨來說，這無疑是必須戰勝的考驗。”嚴說。
此次六中全會確立的建設和諧社會相關政策，將爲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再開新局。“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現在新的提法是要‘保障公平’。”青連斌說。
至於上述四個機制，嚴說，在中央政策統一指導下，各地方將會隨之出臺各自的細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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