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上海浦東一樓盤，交房已半年，從燈火可以看出入住者寥寥。大部分房子捂在炒房客手裏，樓市泡沫明顯。
2004年底，上海樓市開始瘋漲，新開樓盤一房難求，購房者徹夜排隊購房。
他們是房市“擊鼓傳花”遊戲中倒黴的最後接手者。在上海房市五年漲跌的新一輪投資熱潮中，他們逢高入市，隨後不得不承受房價暴跌帶來的重大損失。最高者一月之間房子貶值50萬元。
這是一起一開始並不被看好的官司。它涉及的總購房款達1億元，一方是實力雄厚的開發商，一方是力量弱小的個人。當89個受爭議的購房者於2005年12月自發聯合提出集體退房訴訟時，質疑和悲觀的論調從未遠離，儘管他們同樣得到了相當力度的輿論支持。
在2005年和2006年，無數人的眼睛緊盯向這起“上海集體退房第一案”。這或許因爲它是這樣一個特殊時代的典型標本，所有人都盤算着高房價，而與高房價的鬥爭至今沒有平息。
歷年的“金九銀十”未給房市帶來預期的回暖，而在經歷了十個月困難堅守後，在中央宏觀調控和反腐重拳縱深推進的九月，退房者們最終迎來了屬於自己的勝利。
10月10日下午1點13分，上海市寶山區新滬路1069號309室。50來歲的周大軍拿着剛剛填好的文件，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不到200米，便是即將與其“恩斷義絕”的“水岸藍橋”樓盤——項目總建築面積22萬平方米，地處上海西北城郊結合部，原來是一片菜地。2004年8月，“水岸藍橋”開盤，均價只爲六七千元/平方米，年底即漲至9000元/平方米；3個月後，房價飆升到最高點14500元/平方米；但僅隔一個月，房價就跌了20%，隨後一路狂跌，現在均價只有約9700元/平方米，“似乎還有繼續跌價的可能”。
房價從暴漲到驟跌，似乎僅是剎那之間，而對周大軍來說，從不捨晝夜排隊購房到集體退房，更像是幻夢一場。他站在窗前，甩了甩手上的紙，神情凝重地低聲問，就結束了吧？他的妻子坐在旁邊，正和林森說話，聽到發問，於是擡頭瞄了他一眼，抱怨道：“作孽啊。”
和自住客周大軍一樣，投資客林森只需花幾分鐘在幾份文件上籤上名字，便能結束長達10個月的退房官司，將同在“水岸藍橋”的某處房產退還給開發商大華(集團)有限公司。大約15天后，他將拿到扣除部分費用之後的購房款。
一旁的杜躍平，喊了喊林森的名字。後者跑過來，笑着問：“杜律師，有事？”
每一個退房者簽完文件後，都要到杜躍平處確認一下。對於他們來說，剛剛過去的2006年9月，無疑是個令人鼓舞的9月。他們於去年12月提出的集體退房訴訟在這個月終於一審判決勝訴。從9月28日開始，退房手續就在這間房間里正式展開。
身爲水岸藍橋89名業主的代理律師，杜躍平——這位躍平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也便隨之進駐。5個工作日裏，已經有六十幾個人在解約文件上籤好字。杜說，順利的話，再過半個月，這個“上海集體退房第一案”就將落下帷幕。
已經簽了字的周大軍們，再也沒有選擇的餘地。臨時組成的89人退房團——這批“擊鼓傳花”遊戲中倒黴的最後接手者——也將各奔東西。
曾經的癲狂
周大軍說，他還要買房。
這是一個退休雙職工的家庭，惟一的孩子還在讀書。身爲當家人，周大軍一直覺得自己和其他退房者不同。他需要一套房子，那是他夢想中的家，可是直到2004年12月，他才以903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下一套139.13平方米的商品房。
當時狂喜的心情一直歷歷在目。力排幾千人而買回的金饃饃，坐落在14樓。簽下合同的周大軍想了想，還是有一些不滿意。他胸前開過手術，那道30釐米長的刀疤至今隱隱作痛。他想把房子換到更低的樓層去，或者換一套電梯房回來。在房價飛漲的2004年底，這個願望幾乎是舉手之勞——將還未到手的期房轉手賣出去，賺一筆差價便可換一套更理想的房子。
周大軍的換房計劃一直進展順利，卻在2005年3月中下旬突然轉了個彎，“一夜之間面目全非”。斯時，中央宏觀調控政策頻頻出臺，房地產市場氣氛凝重，而周圍人羨慕的眼神也頓時變成了幸災樂禍。一開始，周大軍沒想着去退房。他只想和開發商商量着辦——換房，哪怕貼點錢也成。
開發商的態度一度曖昧，但2005年9月得知有人起訴後，態度就變了。他們說，換房沒門，要麼起訴，要麼就乖乖住進去。爲此，周大軍悶坐在家中，琢磨這事。
舉棋不定的時候，周大軍接到一個電話。電話裏，對方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想退房麼？”
這個打電話的人叫袁國鋒，也是“水岸藍橋”的業主。當時，水岸藍橋第一期的業主資料被大華集團打包賣給了裝潢公司，隨後輾轉到了袁國鋒手中。袁國鋒只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決定退房，而買房時花的時間更短，只考慮了兩天。
2005年的整個春節，袁國鋒一直在關注上海房價。他看到謝國忠等專家在報上說上海房地產泡沫，但想了想就扔在了腦後。在他看來，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商人都會有一個基本的商業邏輯：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這種政治支持的意義顯而易見。
“那個時候真是一天漲一個新高，”袁國鋒回憶，“好像大家都在買房，再不買就沒了，買房還要排隊！”
袁說，2005年2月29日，他趕到“水岸藍橋”看房，在11號和3號之間猶豫不決。一天後再打電話過去，售樓小姐告訴他，11號房被別人買走了。袁國鋒一聽急了，“再不買真的買不到了”，立馬以1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下了3號樓的房子。
然而5天后，中央遏制房價快速上漲的“國八條”等措施就陸續出臺，上海整體房價尚在峯頂遲疑搖擺之際，“水岸藍橋”小區的價格已經迎風而落。4月底，袁國鋒發現，“水岸藍橋”中同等規格同等位置的住房，價格已降至1萬元/平方米左右。3月份價值150萬元的房子，此時只值100萬元，縮水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袁國鋒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本來已被劃定爲拆遷房，按貨幣化補償方案，他可拿到50多萬元的補償款，這本是他家庭理財計劃中購房資金的重要來源。房產市場日益蕭肅，袁國鋒原先的居住小區突然被通知“暫緩拆建”，計劃中的補償款遙遙無期。資金壓力徒然增加，他苦着臉說：“每個月8000元的還貸，山一樣地壓過來。”
袁國鋒找大華集團銷售經理交涉過，對方一口拒絕了他退房的要求。那時袁國鋒就意識到，自己力量太過薄弱，根本說服不了實力雄厚的開發商，只能尋找更多的夥伴。而那份輾轉得來的資料，無疑幫了他一個大忙。
從談判到退房
2005年5月，“水岸藍橋”的業主論壇上，流傳着一個新規定：“6月1日後，個人購買不足2年的住房，對外銷售要全額徵收營業稅。”房價在跌，轉手還得交稅，有人開始喊出“退房”的口號。
通過電話和論壇認識的18個業主，第一次見面是在2005年9月中旬，在普陀區的一個茶館。大家越說越投機，結果其中兩人發現，原來他們買的是對門。
50多歲的莊均在上海南翔鎮有自己的工廠，是少數可以與律師直接用法律術語溝通的業主。莊均原來覺得房地產與法律都是離自己很遠的詞語，短短几個月就轉而精通，他說這是源於對自身的負責。
他退房的原因似乎很簡單——24歲的兒子最終不打算回國了。這事發生在2005年5月，距離他在購房合同上簽字不過三個月。但時間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當初買房的理由不存在了，而合同又賦予他退房的權利，那麼他爲什麼不退？
聚集起來的業主表達了自己的願望：要麼補償差價，要麼退房，這是最起碼的要求。此時，他們已然從媒體上獲知，同處上海城郊結合部的幾個樓盤已在降價——價格跌了15%的萬里雅筑，從2005年6月開始，開發商指示銷售人員給前一批業主逐一打電話，表示將直接補償差價給業主；與萬里雅筑斜面相對的達安春之聲，讓業主們在“補貼裝修、贈送車庫和補貼房價中三選一”；上海新湖房產公開聲明，業主兩年內享有無條件退房的選擇權；新江灣城·上海夢想雍景苑的開發商甚至承諾，倘若2005年9月17日到2006年6月30日行情走低，已購房的業主可以按區域平均價格，拿到差價部分補償，或要求鎖定保價期間某一階段價格爲最低補償價格，還可獲得一定的特別補償。
但這樣的好事，沒有讓莊均他們輪上。
大華集團態度堅決。“其間，我們跑了無數次的售樓處，但效果渺茫。”袁國鋒回憶道，很多次，他們奔波在售樓處與大華集團總部之間，樓上樓下，樓裏樓外，可是，沒人理會他們。一些人甚至沒能接近開發經理的辦公室，就被保安擋住了。
這一期間，退房的隊伍逐漸壯大。到2005年11月初，退房團隊增至30多人。歷年來的“金九銀十”這一次並未給房市帶來預期中的回暖，大大小小的調控政策出臺了20來個，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央開始“動真格”了。“都急了，眼看着2005年12月底的交房日期一天天逼近，可退房的事情卻毫無進展。”袁國鋒說。
因房價大跌急於尋找出路的人也多了起來。周馨雲是溫州人，用當地話來形容是“腰上掛滿鑰匙的人”。她來自炒房家族，哥哥操盤，自己掛名協助，兄妹倆從故鄉出發，水銀瀉地般長驅直入，僅在“水岸藍橋”就以“周馨雲”的名義買下三套，價位在9000元-10000元/平方米之間。“沒虧多少，但手頭太緊了，只能棄卒保車。”
唐繼祥的運氣也不見得好。這個小建築承包商很不幸被套牢了，更不幸的是，他的幾項承包工程先後出了事。資金的壓力讓他每天睡不着覺。唐說，像他這樣的人，“在整個退房團佔40%”。
2005年11月16日，袁國鋒和他的夥伴們第一次見到“水岸藍橋”項目副總經理、大華集團二分公司副總經理黃森。讓他們始料不及的是，這位開發商代表自始至終不言不語，甚至不願意在袁國鋒做的會議紀錄上簽字。
開發商的態度讓人心寒。直到三天後的11月19日，對於不斷上門的退房者，大華集團才扔出一句話：“退房不可能，除非打官司。”
調解已經無望。業主們絕望而憤怒的情緒先在電話中瀰漫，隨後在網絡上擴散。本來很多業主並不是真正想退房，只想從退房糾紛中獲得補償，這樣，因房價下跌的心理失衡纔可以調整過來。可是，談判之門被開發商關上了。
到四天後再一次碰面時，聞風而來的業主已經達51人。他們鄭重在一份解約通知中籤名，隨後送達開發商、貸款銀行和貸款擔保公司手中，明確表示：“依據當初商品房預售合同補充條款約定和國家合同法，決定單方解除合同並請大華集團七日內通知具體洽談事宜；在其退房要求在獲得大華集團答覆前，將於2005年11月起集體停止還貸。”同時，他們還推選出了5名業主代表，尋找合適的律師，隨時準備打官司；並將碰頭會的地點從茶館改成在附近某所學校的教室裏，“將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這年的12月2日，大華集團做出了迴應。他們用詞嚴厲地再次重申，“合同解除的權利或繼續履行合同的權利在我公司，而不在您。”
12月上旬，業主聘請的律師杜躍平走馬上任，並很快地將大華集團告上法庭。
幾股分散的力量在杜躍平這裏得以匯聚。“第一批提出訴訟的有83人，此後又加了7個人，分別立案，合併審理。”杜躍平說。但因爲律師費用談不攏，90名業主有過一次分流，8個東北投資客轉到上海另一名律師胡欽福名下。
資本的魔力
力量的集聚，讓這些退房者備受鼓舞。他們甚至分成幾個小組，並推舉了小組長。莊均和袁國鋒都被選上了。
幾天後便是2005年12月23日，冬至的第二天、平安夜的前一晚。退房者在普陀區一所職業中專裏再一次碰了頭。
就在這次聚會的一週前，網絡上、媒體上關於退房一事的報道一夜間沒了蹤影，甚至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揚對退房現象給出的官方說法也被刪得一乾二淨。業主們敏感地意識到，一些說不明道不清的因素開始起作用。他們心想，是不是該和政府一樣，拒絕用“退房”來稱呼他們的行動，而是用一個相對中性的詞：解約，解除合約。
他們此刻還沒想到，2005年底的上海市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上扮演的角色會愈顯尷尬。
回溯兩年前，當中央下定決心開始宏觀調控的時候，上海政府對於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仍然有着超乎尋常的自信，但事實上，此時央行已經發出了預警，學界開始質疑。此後的兩年間，在衆多力量共同博弈之下，資本的狂奔被迫遏制住。
其結果便是，“2006年第一季度針對退房問題的大量投訴，將是政府有關部門非常棘手的工作。”2005年底，面對《南都週刊》，上海市政府部門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說。
陸續出現的幾個退房團，尤其是一些因爲房價跌了就要求退房的羣體，讓這位官員相當頭疼。他認爲，集中退房問題既是一個經濟糾紛，同時也是對和諧社會的一個挑戰。“退房問題已經影響到社會生活層面，給穩定的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大量的投訴、訴訟乃至上訪，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都是不和諧之音。”
相關的政府調研工作在2005年四五月間就已展開，一個主題爲“上海市房地產行業法律風險實證研究”的調研項目甚至在2004年底就有了初步的想法。“即便這樣，仍然不斷有新情況出現。”該項目主持人、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主任顏學海回憶道。
政府的壓力直接傳遞給開發商。立冬以來的那個月，一些上海開發商就像救火隊員，忙着應付“團退潮”的一股股攻勢。地傑國際城的銷售總監陸飛便是其中之一。
“一對母女因爲地傑國際城大降價而抱頭痛哭”的畫面成爲了“團退潮”報道中最煽情的一幕，被媒體報道之後，陸飛和他身後的地傑國際城就成爲媒體聚焦的中心。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位於浦東中環線上的地傑國際城都可以視爲上海團退潮中一個極具關注價值的標本。規劃總建設面積爲110萬平方米的這個超級大盤，至今僅開發不到1/5，地傑國際城的開發商既要面對前期購房者的退房要求，又要向市場推出大量新房源，可謂立於首尾受敵的進退兩難之地。
“不退房，也不退款，市裏也不鼓勵這麼做。”關於退房問題的立場，陸飛很堅定。
上海地產顧問高思品表示，抗議者對房地產市場的看法“極度天真”。站在開發商的角度來講，房價從每平方米7000元漲到了8000元，此前的購房者沒有將差價補償給自己，現在從每平方米9000元跌到了7000元，卻要求我將2000元退給你？
交鋒前的部署
2005年冬至次日的這次聚會，律師杜躍平遲到了。晚上8點，莊均和袁國鋒開始主動輪流站在講臺上，給其他業主條分屢析當前形勢。
莊均的任務，就是給他的鄰居們講述2005年12月21日吳維退房訴訟的審理過程。吳維也是水岸藍橋的一個業主，與莊均等人一樣，對開發商大華集團提出退房要求未果，轉而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審理當天，吳維的形勢並不樂觀，他的律師在法庭因爲準備不足而節節敗退。但這並不影響大家的情緒。某種程度上，吳維的案子對他們來說，更像一個實戰演練。
“無論怎樣，大華已經亮牌了。而我們的牌，他們並不知道。”擡了擡手，莊均樂觀地總結說。
坐在底下的周大軍聽了一陣激動，各種小道消息帶給他的鬱悶與焦虛一掃而空。他覺得自己並不太懂行，那麼，跟着有膽有識的一羣人去做，是最聰明的選擇。於是，當莊均從講臺上走下來的時候，他忍不住跑過去，拍了拍對方的肩膀，說：“辛苦了。”
隨後到來的杜躍平，給大家理了理法律程序，做了一些戰略部署。比如，讓他們悄悄做一些安排，將原本分散的90個訴訟併案處理，從而將原定2005年12月29日的開庭日挪到2006年1月，以爭取更多的準備時間；比如，讓他們利用各自長處，發動所有人收集有力的證據；比如，在退房理由中儘量避免“房價”的問題。
“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了。我們沒有回頭的可能了。”這是這一天他們互相之間最經常說的話。
已經有風聲傳出了。開發商正在逐個擊破，業主論壇的風向也有所轉變。關於退房的討論鮮有人跟進，甚至，有人發帖公開指責這些退房者“不過是正在倒黴的炒房者”。這樣的傳言於他們相當不利。
這個時候，他們更需要確認集體力量的存在。或許，就連他們自己都不清楚，這個“團結就是力量”的情形能維持多久，而這是他們能否最終勝利的關鍵。
法庭交鋒
2006年3月15日、3月24日，原被告雙方兩次交換證據，此後，受理此訴訟的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分別在4月21日、24日兩天進行了開庭審理。
爭執的焦點，仍然是第三條款。
89個業主，和房展會上一塊維權的“難兄難弟”們不一樣，他們的預售房合同中有白紙黑字寫着的第三條款。條款註明：“若乙方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合同，乙方應承擔賠償責任，賠償金額爲總房價款的3%，並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相關費用。”
在大華集團2005年約88萬平方米的新房銷售量中，只有水岸藍橋樓盤約一百多套房源的預售合同中增加了這一條款。表面上，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失誤。但在2004年，這樣的做法是一種流行。
當時，開發商面對的是2003年以來“井噴”的上海地產市場——由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佈的數據顯示，上海房屋銷售價格在2003年同比上漲高達29.1%，遠超出全國4.8%的平均水平；此前兩年，上海房價漲幅也不過分別爲2.1%和8.2%。
“2004年4月上旬有一天的《解放日報》地產版竟沒有一個房地產廣告投放！”當時的《解放日報》地產版主編許仰東嗅到一股席捲而來的上海房產市場熱浪，“好賣到不需要做廣告。”
這個時候在格式合同中增加第三條款，對於開發商來說無異於一個“很靈的主意”。在房價快漲的情況下，一旦出現房屋質量等問題，業方大多要求賠償，並不會輕易選擇退房。對於那些因爲房產質量問題而找上門來的業主，把這一條款扔出去，也能活活噎死他們。“不爽，就退房唄。”開發商轉手即能賣出，“不費一兩分鐘的事”，既能收到前一業主的賠償款，又能賺到房價上升帶來的差價。
可是，大華集團完全沒有想到，原本給業主設下的甜蜜陷阱，最後套牢了自己，以至於大華集團一高層連喊“被動”——涉案的房子有90多套，均價13500元/平方米，房屋平均面積超過100平方米，這意味着，總購房款起碼超過1億元。
業主據此認爲，按照合同約定，他們可以“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合同，而他們寧願承擔賠償所帶來的損失。“我做好了10萬元以內損失的準備，”袁國鋒說，“包括3%的賠償，一切相關手續費用，以及迫不得已情況下進行訴訟的律師費。”
但大華集團矢口否認。他們強調，“這不是你們的權利，而是我們的權利。”大華集團的意思是，這條款主要用於解釋“在經開發商同意後，業主要解除合同需要承擔的後果”。
雙方仍然爭執不下。
病毒式情緒
就在法院審理後的第4天，央行全面上調各檔次貸款利率0.27個百分點，其中，5年期以上的銀行房貸基準利率由6.12%上調至6.39%。這是央行在加息後短短一年多時間裏再次上調利率。
消息出來後，莊均趕緊把一年來“躺在家中某個存摺上”的90萬元餘款交了。林森想了想，這三年來他已從房市賺了兩三百萬元，這些許利息也就無所謂，不如按兵不動。
“窮人”周大軍卻按捺不住。看着其他人紛紛提前還貸，他感到進退兩難。房貸利率漲了，判決書卻遲遲不下。像燙手山芋一樣的水岸藍橋房產，是他賣了前一套房子買下來的，本該2005年12月搬進新房的他，現在非但要爲那套不知何時能退掉的房子逐月付房貸利息，還要額外支出一筆租房費用。束手無策的他開始像只熱鍋上的螞蟻。
他幾乎每天都要給律師、“盟友”們打上一通電話，翻來覆去就那幾個問題：什麼時候能出結果？我還要退房麼？你打算怎麼辦？官司打贏的可能性有多少？
沒有人知道答案。如果上海房地產市場從此一蹶不振，爲什麼今年2月，一支由約30名身家號稱5000萬元的山西煤老闆組成的山西購房團，高調進入上海看房？如果上海房地產市場將死而復生，爲什麼房價仍跌，成交量卻停滯不前？
理性的分析並未減輕周大軍的精神壓力。他越來越對案子的前途感到擔憂。焦慮的情緒就像一場瘟疫似的，在89個退房者傳遞開來。焦慮之後是一種不信任、懷疑。無來由的懷疑。懷疑律師不夠賣力，懷疑“核心組成員”與律師一塊怠工，懷疑律師被開發商收買了。
於是，吵架。吵不完的架。和律師吵，業主之間吵，核心組成員甚至爲自己多墊了幾百元而內訌。有幾次，情緒激動的業主衝到杜躍平的辦公室裏，大吵大鬧，有人甚至拍着桌子，砸了杯子，指着杜躍平的鼻子問，怎麼回事？
杜躍平偷偷哭過。有着20年從業經歷的老法師，曾辦理過近千個房地產開發和房地產買賣的業務，卻因爲這個案子而一下子被推到風頭浪尖。他的開發商老主顧開玩笑說：“你現在是業主維權的代言人，我都不敢找你了。”沒想到，他服務的這一些業主們，因爲無謂的傳言而質疑他的職業操守。
無論杜躍平，還是89個退房者，身陷退房事件中的每一個人，一度深感筋疲力盡。時間、精力、信心、心情，種種內耗發生在眼前，可是他們無能爲力。這個臨時組成的團隊幾乎搖搖欲墜。
進入5月，便是漫長的等待。到6月，過了受理之後的半年期限，法院仍然沒有動靜。每天都會有小道消息傳出。每隔一個月，就會有新的調控政策出來。房價在不斷地跌，利息在不斷地增加，業主們急於從這場官司泥淖中掙脫出來。
可是，同樣身陷泥淖的開發商豈會輕易罷休？如果將上海這三年來的樓市比喻爲一場“博傻”遊戲，每一個投資者都認爲自己不是擊鼓傳花中最後一個接棒的人，那麼，最後的贏家一定不是業主，也不是開發商。
第一個將這個道理明白過來的，是林森。2003年他趕上了上海樓市的黃金時期，在上海長寧區古北路開了一家房屋租賃館，專門做日本人的生意。最初入市時，他對房地產一無所知，趁着房價高漲的當頭，也隨波逐流地買了幾套房產，轉手賣掉，賺了二三百萬元。一度“悶聲發大財”的林森，不幸地成爲了最後一棒的交接者。他以1345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下了水岸藍橋125平方米的商品房。
一開始也會有不平。仔細想後，他發現，這是命中註定的。18年間，上海房地產市場一直是“政策市”，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資本只不過是不斷變換的玩家而已。
從整個城市的角度看，整個上海看做一個樓盤項目，開發商是政府，衆多房產開發企業是這個樓盤的購房者，購買其中的項目——土地。政府不斷對樓盤進行包裝，今年要進行浦江建設，於是，“購房者”紛紛購置浦江兩岸的“樓盤”，明年，又建設“一城九鎮”，於是，這些區域的“樓盤”又被搶購了。回過頭看，“一城九鎮”的說法沒有人再會去提了。
林森說，這樣一想，他對官司的結果就不在意了。如果官司贏了，那麼，減少損失；如果官司輸了，那麼，將房子收下自住，只當“花錢買了教訓”。
九月的勝利
進入2006年8月，一些退房者開始收到內部消息。法院中有人跟他們說，“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退房官司一定會在國慶前給一個結果。此後不久，寶山區區長、陳良宇前祕書秦裕因社保基金案落馬，事後也有好事之徒私下猜測兩者間的關聯。但在那時，沒有人知道，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被牽涉進社保基金案中。
無論如何，這個消息還是讓飽受煎熬的業主們再度活躍了起來。周大軍喘了一口氣，覺得自己又找到了希望。
果然，9月11日，最早起訴的一個業主收到了第一份判決書，寶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如下：“業主和大華公司的合同准許解除，業主除依照條款承擔總房價款3%的賠償外，還應承擔因合同解除產生的一切相關費用，同時業主將在判決生效起15日內註銷所購房屋的抵押登記，辦妥的當日由大華公司返還扣除賠償的購房款。”
業主們緊急碰了一次頭。他們發現，按法院判決，他們與大華集團合同解除的時間是判決書下達之日，並非他們去年年底向大華集團發解約函的時間。這就意味着，除了3%的賠償款，他們還要白白送給開發商10個月的房貸利息。以一套房產100萬元來算，10個月的房貸利息就意味着10萬元。
分歧再一次出現。
莊均、林森、周馨雲很快得出結論，接受這個判決結果是上上策。莊均說：“我們就是捆在一起的蚱蜢，命運相同。如果鬧一鬧有用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判決書。”而且，一場官司就是一場內耗戰，與其內耗，不如減少損失，該幹嘛幹嘛。
有人不同意。他們提議趕在第二批判決書下達之前，“去法院鬧一鬧”。周大軍想了想，他只能鬧。售樓處公佈的水岸藍橋均價，現在爲9700元/平方米，比他當時買進的價格還要高700元/平方米。
9月18日，20來個業主在寶山區法院門口靜坐。有人跑來跟他們說，上海要規範穩定房地產市場，這當頭鬧，沒用的。
周大軍聽了，心裏七上八下。突然閃現的一線光明，也變得不確定了。他想算了，撤訴吧，這樣還能有一套房產。可是，他又聽說，水岸藍橋的房價還得往下跌，“當年很多人都是在5000元/平方米的內部價買進的，9700元/平方米的均價還是有泡沫。”
正當他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判決書卻在9月22日下來了。這個50多歲的上海男人說，他立即意識到他犯了錯誤。他的盟友們並不打算上訴，這意味着，他要麼自己單獨上訴，要麼和其他高價買進的業主一樣接受這個結果。他悄悄算了一下賬，2萬元的訴訟相關費用，賠給開發商3.8萬元的毀約費，犧牲給銀行的10萬元房貸利息，這些是他要真金白銀交出去的錢；如果算上房產差價，他還要再損失9.8萬元。
這是一筆25.6萬元的損失。對此，周大軍獨自懊惱了幾天，他的妻子不斷地在耳邊指桑罵槐。周大軍悄悄問過杜律師，對方說，上訴成功的機率只有1%。
要不要繼續上訴？業主們開了幾次小會。這時，他們已從報紙上看到了上海10多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被中紀委找去“協助調查”的消息，不少開發商排在上海50強房地產企業前列。另一個聽說的消息又加重了他們的疑慮，上海社保基金大案中一部分被挪用的資金，正是被用於投資房地產。業主們心裏揣摩着，再晚一些時候，不少開發商資金鍊都有可能斷裂，不如趁早把錢收回來安心。
林森說，遊戲結束了，他要歇歇，也玩得差不多了。賺過，賠過，總的來說，還是賺了。所以他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生意人莊均的工廠生意進入旺季，僅僅接受採訪的兩個小時內，就有五六個單子飛進來。他說，他再也不會涉足房地產，那是他還沒看懂的市場。
問到他打算怎麼辦時，周大軍說他還不知道。“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我仍然看不懂樓市，可是我能怎麼辦？我還是要買房。人總得有一個住處吧？”
也許，很多年後，這些人都會遺忘這些事。洋場十里，紙醉金迷，這個一直承載着現代中國繁華之夢的都市，在三年的時間裏經歷了樓市的大起伏。購房就像一場運動。身陷其中的人們，不知是爲哪裏來的一股力量推動，曾經癲狂，大喜大悲過。(應當事人要求，文中涉及的退房者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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