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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把我綁架到清華大學。在車上我責問他們：“爲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他們明確地回答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
周恩來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報告，一面給蒯大富打電話要他放人，一面派祕書孫嶽同志趕到清華大學要人。在總理的干預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見我終於回家，只說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由於改變作息時間，安眠藥給得少，少奇同志幾天沒有睡好覺，再加上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發神經性昏厥，面色青灰，嘴脣發黑。我趕緊通知門診部。大夫來給了幾片藥。少奇幾個小時後才恢復。
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爲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爲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羣衆作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羣衆鬥羣衆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儘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說過“死後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這時聽到這個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我還是忍不住哭了。我說：“還不知道孩子們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着孩子們，肯定地說：“會把骨灰給你們的。你們是我的兒子、女兒嘛。這一點無論什麼人還是能夠做到的。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鬥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羣衆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鍊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着黨，永遠爲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爲孩子們還小啊！說完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作人質，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經作好了被關起來的準備，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帶上了。大約早晨6點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帶到清華大學主樓一間屋子裏。那裏早已坐滿了造反派，擺開陣勢要審問我。他們一上來就氣勢洶洶地問：“劉少奇爲什麼說《清宮祕史》是愛國主義的？”我針鋒相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沒問幾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訪印尼時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鬥。一開始我還天真，反覆和他們講道理。我認爲中央只是同意我來檢查，我檢查可以，爲什麼要穿那個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還挺冷，那些綢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涼。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講道理，上來幾個人強行給我穿上旗袍，還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說這是項鍊。我向他們抗議：“你們這是武鬥，違反毛主席指示。”可他們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儘可能據實回答。那時《紅旗》雜誌剛發表一篇文章，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推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造反派反覆逼我，要我對這篇文章表態。我說：“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來，威脅說要把我的話記錄在案，今後算總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聲說：“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我沒有‘懷疑一切’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大罵我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頂他們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好話，壞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講完。你們要是不擺事實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鬥吧！”
造反派將我拉到大操場。中央通知我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我講一句話。整個場面極爲混亂，吵吵嚷嚷的，我什麼也沒聽清。我在批鬥會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幹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臺子上陪鬥，心裏難過極了。批鬥會後，造反派將我押回房間裏，又審問了兩次。
周總理爲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祕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們從我家裏抄去的衣物。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鬥，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線希望，先後給毛主席寫了兩封信。我在信中敘述了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4月10日批鬥大會的情況，對造反派的種種污衊作了申辯。對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氣地說：“我決不是壞人，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後，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毛主席有沒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6月初，爲少奇同志做飯的廚師郝苗同志被祕密逮捕。後來，另一名廚師也被勒令離開。這樣一來，身邊工作人員更不敢對我們留情。
自從少奇受到批判以後，我們的兒女、甚至我們的親戚無故受到株連。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經年邁的母親，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時時牽掛她，卻無法見面。
直到平平也被關入看守所,平平發現看守所裏放風倒便盆時，別的監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獨旁邊一間的人動作特別慢，聽上去步履蹣跚像個老人，但又什麼也看不見。有一次她趴在地下，從門下面的縫隙裏往外看，看見一雙小腳，終於認出那是外婆的腳。於是，在下一次放風的時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來，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聽見外面“咣噹”一聲，一隻便盆掉在了地上。
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後一點聯繫。從此，平平再也沒有聽到外婆的任何動靜，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外婆被轉到秦城監獄，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後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腦血栓發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長街看過她。外婆交給平平一個存摺，讓平平幫助去取點錢。誰知錢還沒取回來，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這事就特別難受。
我們的兒女受我們牽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我不得不時時爲兒女們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樣。特別是我們的小女兒小小，那時只有6歲。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帶走不行，不帶走吧我們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時沒了主意，問少奇：“那該怎麼辦呢？”他沉思了一會兒說：“託給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囑我：“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一定要把她找回來。”
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決定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淚水奪眶而出。趙淑君阿姨是1958年經組織選調到我們家的，多年來爲我們家帶小孩，任勞任怨，幫了我們很大忙，實際上已經成爲我們家的一員。也只有把小小託給她了。我含淚找出兩張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後院去找趙阿姨和小小。她們已經上牀準備睡覺了。我強忍痛楚，向阿姨講了少奇的決定。當我把照片交給她的時候，眼淚再也止不住，嘩嘩直流，泣不成聲地說：“老趙，小小就託付給您了，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今後，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緊緊地抱住小小，失聲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圍攻中南海。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寫出檢查。少奇寫完交出後，又馬上要回來，在第三部分的開頭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哽咽着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我們默默地作準備。少奇爲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爲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着，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他們組織了幾批造反派，在批鬥少奇和我的同時，也分別批鬥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鑄、曾志同志。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監獄，監號是67130。
我在秦城監獄12年，絕大部分時間枯坐牢房無所事事，漫長難熬。沒事時，就老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裏的是什麼人，當然是不得要領。沒事還老盼望提審，因爲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