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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快報》報道，今年7月，廣州市地稅局發出今年第2號欠稅公告，將廣州市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欠稅200萬元以上的41家企業曝光。這41家欠稅大戶中，有31家都是房地產企業，佔被公告企業的七成多。一位名列“2006胡潤百富榜”前十名的房地產大亨，雖個人坐擁財富100億元，其所擁有的大集團卻連續幾年欠下鉅額稅款，經稅務部門多次催繳，至今仍欠稅達2800萬元(不含滯納金)。
這則消息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對富人欠稅的做法表示憤慨。富人欠稅爲何觸犯衆怒？這是一個頗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世界各國，納稅的主體基本都以富人爲主。以美國爲例，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羣體所繳納的稅款每年佔美國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60%以上，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每年巨大的財政來源主要是占人口少數的富人繳納的，而不是佔納稅總人數絕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階層繳納的。而在我國，2004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1700億，其中65%來源於工薪階層。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爲：“目前很多人感覺到稅負過重，是因爲我們的稅負負擔不均衡，稅負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比如工薪階層會覺得稅負重，而富裕階層就不會覺得稅負重。”儘管我國在稅收制度設計時，減輕了富人的納稅“負擔”，他們依然利用各種資源和途徑，偷稅、逃稅和欠稅，千方百計推卸納稅責任，這種做法扭曲、化解了稅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導致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發展。
根據對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研究，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一個倒過來的“丁字型”———財富集中化程度比較高，中國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教授指出：“這是一種緊張的社會結構”。我國之所以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就是爲了構築一箇中產階級佔主體的“橄欖型”結構，富人惡意逃避納稅義務，顯然與這一目標嚴重背離。
而且，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政府爲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資金，都來源於公民的納稅。從契約的角度來看，誰也不能只享受權利而不履行義務。如果富人逃避責任，相關缺口很容易轉嫁到公衆身上，導致公衆的稅負加重。另一方面，富人如果通過各種方式偷稅、逃稅和欠稅，其所履行的義務與他們所享受的權利就會出現嚴重的不對等，富人等於是用很少的責任去享受更多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其實質是與民爭利。
因此，富人在稅收方面的違規、違法行爲，與公衆利益息息相關，很容易觸動公衆敏感的神經，招致批評乃至引起公憤。尤其是，近年來，房地產企業在房價上漲的過程中，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他們不僅不積極回報社會，反而一再成爲偷稅、漏收、逃稅、欠稅的主體，怎不令公衆寒心？
富人明目張膽地欠稅，也考驗着稅務機關的徵繳能力和我國法律的威嚴。我國《稅收徵管法》賦予了稅務機關充分的追繳權利和完善的追繳手段，並明確規定欠稅是一種稅務違法行爲，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接受處罰，構成犯罪的，還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面對富人欠稅，有關部門應該積極作爲，讓欠稅者付出代價——這是平息衆怒的最好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