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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北大校長許智宏先生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北大已經停止了高爾夫練習場的修建計劃，因爲遇到了太多的異議。許校長說，我不打高爾夫，對高爾夫一竅不通。不過，以前有人總說網球是貴族運動，現在幾乎所有大學都有網球場。
在廈門大學的漳州校區，一個“最漂亮”的高爾夫練習場正在建設當中。這個練習場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動工，預計到今年12月完工。練習場外還有個迷你球場，5個洞，4個3杆洞，1個4杆洞，全長622碼，沙坑、水障礙、球道一應俱全。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先生說，他們建造的是“全國最漂亮的練習場”，此話倒不誇張，能擁有一個312碼長的4杆洞的練習場，國內的確罕見。
今年暑假，北京等城市就開辦了不少高爾夫夏令營，家長花上幾千塊錢報名，讓孩子接觸高爾夫。9月份新學期，上海財經大學的學生們發現，體育選修課有“高爾夫”這一項，老師說:“我們是財經類大學，學生畢業後與經濟型人物接觸的機會也比較多，現在有很多生意都是在高爾夫球場談成的，所以希望學生儘早接觸社會，瞭解這項運動，爲將來的商務活動打下基礎。”北大要建練習場，廈門大學要將高爾夫和精英教育聯繫起來，這些新聞都引起了辯論，高爾夫球再次被當作“富裕階層”或者“社會精英”的符號。
10月底，天津又傳來新聞，具有50多年曆史的天津水上公園，開始興建兩個高爾夫練習場，公園負責人說，出租部分場地，是爲了緩解經營上的壓力。但市民享受的公園卻被商人的球場和俱樂部佔據。事實上，北京的許多公共體育設施，早被承包做了練習場，原本規劃的公園，也成了球場。《亞洲高爾夫月刊》的發行人斯賓塞·羅賓遜說過:“在亞洲有很多不恰當的球場，在那些不該建造球場的地方，人們建起了球場，而那些天生就應該是球場的地方，卻沒有得到利用。”他說，中國大陸的高爾夫充滿了商業利益。
11月9日，“匯豐冠軍賽”將在上海佘山俱樂部舉行，老虎伍茲也將再次來中國參賽。匯豐當年謀劃此項賽事時，就向國際管理集團IMG提出，要辦全國乃至全亞洲最高獎金的賽事，要有老虎參加。作爲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之一，匯豐在歐洲和美國都贊助頂級的高爾夫賽事，匯豐中國業務總裁翁富澤先生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說:“與去年的比賽相比，今年的球手隊伍更加壯大，包括老虎伍茲、大衛·豪威爾、吉姆·福瑞克在內的衆多世界高手已經確認將來上海。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我們對中國高爾夫發展的投入在不斷增加。我們與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合作發起的匯豐明日冠軍訓練營項目將首先在北京、成都、深圳、上海4個城市進行。”翁富澤先生說，“高爾夫是目前匯豐在全球範圍內投資的唯一的體育運動。贊助高爾夫球運動讓匯豐有機會直接與客戶對話，我們的客戶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高爾夫愛好者。”
曾經有專業雜誌考證，1953年上海市政府將當時屬於匯豐銀行的高爾夫球場夷爲平地，在那裏建起了一座動物園。多年之後，這個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輪迴。去年的“匯豐冠軍賽”，帶動了佘山俱樂部高檔別墅的銷量，專業記者記錄下老虎伍茲每一杆球的落點。他在高爾夫人羣中的影響力，可以在許多練習場裏得到印證，那些切磋技術細節的人會討論:你這麼揮杆就是老虎那樣的，你那麼揮杆就是福瑞克了。週末，許多高爾夫練習場裏都能見親朋好友結伴而來，“大姐，你來掄一杆”，“孩子，慢點兒”，他們拿着贈票或剛辦的練習卡，體驗自己剛開始的高爾夫之旅。高爾夫球場的確曾是富裕階層的專屬領地，但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這項運動，改變這項運動的面貌。
我們有多少“高爾夫人口”？
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每週一晚上都會有“高爾夫賽事”節目，頻道負責人說，週一晚上的“天下足球”節目收視率很高，但一到播出高爾夫的時間，收視率一下子就降下來。但不到1%的收視率也可以這樣解釋，央視數字高爾夫·網球頻道主管單明說，收看人數經常能達到100多萬。今年5月，高爾夫·網球頻道改版亮相，所有的大比賽都將直播。而且從下一個賽季起，嘗試全天候24小時不間斷播出。
就球場數量而言，中國有300家到400家球場，已然是亞洲高爾夫第二大國，也是世界高爾夫第五大國。《亞洲高爾夫月刊》的斯賓塞·羅賓遜說:“我們估計中國目前有30萬高爾夫人口，其中包括在華的外籍人士，但球場經營者和一些相關人士卻認爲中國的高爾夫人口應該更多。有人甚至認爲在5年之後，中國的高爾夫人口可以達到400萬——這顯然是個不現實的數字。”
“佰嘉通”老闆李炎說:“我看中國的高爾夫人口也就50萬，這還是往高了說的，不包括那些在中國打球的外國商人，每月能下場打3次球的，全國不會超過50萬。”不過，李炎算的最多的是另一筆賬，“美國有2.5億人，其中3000萬人打高爾夫;日本有1.2億人，其中1600萬人打高爾夫;韓國4800萬人，其中500萬人打高爾夫，這些國家的高爾夫人口都大於總人口的10%。你計算中國的3億多城市人口，其中10%的人年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這個收入羣體消費觀念和習慣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李炎掌管的“佰嘉通”，是向初學者推廣高爾夫球具、練習卡，“現在所有球場、練習場、球具商和服裝都號稱中國高爾夫人口有100萬，都盯着這100萬，銀行、汽車和房地產商全都在爲他們做活動。可我的目標市場是3000萬人口”。
《高爾夫文摘》雜誌曾有一篇文章說，高爾夫是美國的“國家娛樂”，因爲不管你多大年紀，都可以打高爾夫。“你不僅能像職業選手那樣打比賽，還能夠在他們打過的球場上打，甚至偶爾能打出和他們一樣的揮杆。”1972年，這本雜誌就有文章說，高爾夫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官方運動”，“當人們在農場勞作時，他們因太分散而打不了高爾夫;當人們在工廠勞作時，他們因太累而打不了高爾夫;當人們在辦公室裏工作時，他們就有時間有精力打高爾夫了，因爲這是他們能夠得到的爲數不多的健身機會，即便他們年齡漸高”。
李炎的判斷是，美國的高爾夫熱潮開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經濟發達之時，日本、韓國的高爾夫球熱，也與經濟發展有關。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北京分行行長幸公傑先生也支持這個說法:“高爾夫變成一股時尚風氣，日本是在30多年前，韓國是在20年前，香港地區是在10多年前，都是伴隨着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現象，而網球的流行會比高爾夫早幾年。我認爲，高爾夫在大陸也開始變成了一股風尚。”
讓一部分人先打起來
1994年，正大國際曾經發布過一張唱片叫《讓我再騙騙自己》，歌手“越洋”，真名叫“劉國良”。“我的良是良民的良，和乒乓球教練劉國樑可不一樣，不過，我們兩個打過球，打乒乓球他讓我多少，打高爾夫球我就能讓他多少。”
劉國良灌那張唱片的時候，人在美國，他是在洛杉磯接觸到的高爾夫球。練球一年半後，他通過了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PGA)能力考試(Playing Ability Test)。按美國高爾夫職業資格規定，通過能力考試後，就是職業見習生。劉國良說，“後來我放棄了。職業選手這條路太難。如果真的要享受高爾夫的話，就不要朝職業這個方向走下去。後來我決定，利用球技和人脈，做一些和高爾夫相關的生意”。
2000年，劉國良認識了美國Club Car球車公司的副總裁約翰·雷諾茲三世，他很快成了該公司在中國的代理商。雷諾茲三世是美國名人賽奧古斯塔球場的會員，2006年1月，他終於帶着劉國良去奧古斯塔打了一場球。
劉國良的最佳搭檔叫戴寧偉，90年代末，戴寧偉承包深圳高爾夫球會的工程，後來便開始打球，他說:“劉國良是我很尊敬的球手，是我的前輩，他34歲已經通過美國職業能力測試，而我34歲時，還沒摸球杆呢。”戴寧偉的看線本領是一絕，他自嘲是“排水埋線出身，所以看線準”。去年在深圳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的Volvo中國公開賽，張連偉特地請戴寧偉做球童。2001年，老虎伍茲到深圳觀瀾湖打球，是一個商人大派對，衆多商人花幾萬塊錢獲得和老虎伍茲打一洞的機會，“步步高”的老闆段永平出資贊助賽事，則有機會和老虎伍茲打18個洞，劉國良就給段永平當球童。“其實，我在美國的時候就看過老虎打球，但能陪着他打一場球，能有機會和他聊天，那還是很好玩的。”
“如果一定要比較中國和美國的高爾夫球，那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打球更便宜。但這樣的比較沒什麼意義，更主要的不同是高爾夫的歷史和文化積澱，像奧古斯塔那樣的球會，並不是有錢就能成爲會員的。在中國，打球的人少，瞭解高爾夫的人也少，因此對高爾夫的看法比較片面，好像非富即貴，是貴族運動。或者說高爾夫就是賭博，其實人生不也是一場賭博，你賭5塊錢是賭，人家賭10萬塊錢也是賭，高爾夫職業選手，打第幾名能拿多少錢是明擺着的，獎金榜就是選手水平的一個參照，我倒寧願說，業餘選手小賭一把，是仿照職業選手的比賽。”劉國良是國內聞名的業餘高手，接受採訪時，他正在深圳給中國移動組織的“全球通”比賽做籌備工作，他並不否認，自己的球車生意越來越好，正是因爲球場多了，打球的人也多了。“我感覺現在瞭解高爾夫的人多了起來，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大家能看到的比賽多了，中上層收入的人也開始打球了，公共球場也增多了。”
“高爾夫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比較難的，天賦、身體條件、社交氛圍、環境、經濟基礎，就像木桶理論，哪個地方少一點，你就打不好高爾夫。但高爾夫區別於其他運動的生命力在於，這不是直接對抗，是比較悠閒的，不同水平的人也可以一起打，可以在不同的TEE上開球，可以讓杆，可以很公平地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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