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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非洲的西瓜、高粱和摺疊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隨着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的召開，非洲這塊古老的大陸在華夏大地上掀起了一陣熱潮。說來也巧，如果翻開厚厚的史書，人們會發現，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曾先後出現過多次不同形式的“非洲熱”。而中非歷史上的頻繁交往又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雙方人民的生活。
從一九零四年開始，大量華工被販賣到南非金礦。 漢靈帝引領貴族時尚，非洲“胡牀”流行洛陽
中國與非洲交往可謂源遠流長。公元281年(西晉太康二年)，有人盜掘了魏襄王墓，盜得13篇以編年體形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史稱《竹書紀年》。這本存在着爭議的古書中有一個故事，周穆王登基十七年後(約公元前10世紀)，遠征崑崙山，拜會了“西王母”。這個“西王母”是何許人，中外史學家一直有不同的見解。20世紀初，西方學者福克提出，這個“西王母”有可能是非洲歷史上的示巴女王。
根據中國史籍記載，公元前108年，羅馬帝國曾向漢武帝贈送過產自非洲索馬里或埃塞俄比亞的“花蹄牛”。西漢年間，長安百姓所燒的“天下異香”，亦產自非洲。據《漢書》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輔政，曾有“黃支國”進獻犀牛。荷蘭學者戴聞達在《中國人對非洲的發現》中說，西方學者斷言，這個“黃支國”就是今天的東非國家埃塞俄比亞。而《漢書》中的這條記載，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中國與非洲正式交往的最早記錄。
公元97年，東漢政府的西域都護班超派遣特使甘英出使羅馬。甘英的使團最遠到達了阿拉伯半島，但最終沒能走到羅馬。東漢使團的出現引起了非洲國家兜勒(位於厄立特里亞)政府的注意。據《後漢書·和帝本紀》記載，兜勒後來主動向東漢派遣了代表團，東漢政府對代表團以禮相待，“賜其王金印紫綬”。這是有史可查的非洲國家第一次向中國派遣外交使團的記載。
東漢末年，埃及的“胡牀”(摺疊椅子)傳入中國。當時的漢靈帝酷好胡俗，大殿裏就擺放着“胡牀”，引起了王公貴族的爭相模仿，結果讓“胡牀”在京都洛陽紅極一時。《三國志·武帝紀》甚至記載說，曹操在行軍打仗時，仍不忘帶上“胡牀”。
唐朝旅行家遊歷北非，象牙貿易催生中非航線
南北朝時期，中國與非洲的交往又重新活躍起來。中國北魏王朝通過波斯和印度洋地區的古國與非洲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地區建立了商貿聯繫。
在中國古籍《諸番志》中，有一個盛產黃金的茶弼沙國的傳說。這個國家城池方圓十里，女人穿着珍珠衫，人們住着七層樓房，盛產寶物。有史學家分析，這個在西方日落之地、盛產黃金的神祕國度，可能是西非古國加納。而根據元朝人周致中的《異域志》描述，當時已有中國人在茶弼沙國活動。
到了唐代，由於上層統治階級需要產自非洲的香料、象牙等奢侈品，而非洲東海岸各國正是盛產香料和象牙之地，於是，這種貿易需求帶來了中國人遠航非洲的新高潮。阿拉伯地理學家馬斯烏迪認爲，當時產自東非的“大多數象牙都運到了印度和中國”。曾任唐朝宰相的著名地理學家賈耽在《皇華四達記》中也曾記載過一條“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路可從廣州出洋，經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最終抵達“最南邊”的“三蘭國”。有學者認爲，“三蘭國”就是今天索馬里的澤拉港，也有學者認爲是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
有史可考的第一個到達非洲的中國人，是中國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的侄子杜環。公元751年，唐軍與阿拉伯帝國大軍激戰於中亞重鎮怛邏斯，大批唐軍戰敗被俘，杜環也在其中。被俘後，杜環隨阿拉伯軍西行，遊歷了包括北非地區在內的阿拉伯帝國各地，直至762年纔回到廣州。
回國之後，杜環把他在西亞、北非一帶的經歷撰寫成《經行記》一書。可惜歲月流逝，《經行記》原書已經失傳，後人只能從杜佑的《通典》中見到1500餘字的內容，其中包括非洲的摩鄰等地名。而“摩鄰”二字，便是阿拉伯語“馬格里布”(北非)的譯音。
非洲植物改變中國人飲食，清朝華工帶給非洲先進技術
兩宋年間，中國商船已廣泛遊弋於紅海、波斯灣與東非海岸之間。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曾有東非“層檀國”使者攜帶龍涎香等地方特產前來朝貢。隨後，原產自非洲的象牙、犀角、明礬等物資大批涌入中國，非洲的原產作物高粱、芝麻、西瓜等也成了普通中國百姓餐桌上的美食。
與此同時，中國的造紙、火藥和雕版印刷術也隨着阿拉伯人和蒙古西征傳入非洲。在中國火器的基礎上，埃及人發明了分別用於野戰、攻城和陣地戰的特殊火器。隨後，經埃及人改良後的火器又傳入埃塞俄比亞和摩洛哥等國。1342年，摩洛哥人使用火器抵抗葡萄牙軍隊的入侵。在葡萄牙軍隊中協助作戰的英國德比伯爵和索爾茲伯裏伯爵親眼見到了火器的威力。此後，英國軍隊也開始準備火器。
在近代歷史上，中國與非洲有着相近的命運，不僅遭受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還成了奴隸貿易的受害者。大量華工被販賣到非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非洲熱”。1811年，第一批被販運到非洲的華工來到了聖赫勒拿島。1815年，在滑鐵盧戰敗的拿破崙被流放至此。島上華工的高超技藝，給拿破崙留下了深刻印象。
1904年2月，英國殖民機構南非德蘭士瓦立法會議批准了《德蘭士瓦輸入勞工法令》。此後，英國政府誘騙清政府簽署了輸出勞工的《保工章程》，公開在中國進行變相的奴隸貿易。當時，德蘭士瓦的金礦往往深達幾百米。礦山坑道內昏暗不堪，事故頻發。手拿皮鞭的監工經常在礦主的授意下，隨意鞭打華工，肆意延長勞動時間。許多華工不堪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客死他鄉。僅1904年—1906年短短兩年間，華工死傷人數就超過了6000，佔當時南非華工總人數的10%。
南非華工的工資只有歐洲工人的十分之一，還要遭受礦主的剋扣。礦方發給華工的工資，是無法在市面上流通的“鐵片”。還有一些礦主與不法奸商相勾結，向華工兜售各種質次價高的舊衣服和劣質商品。種種盤剝之下，華工很少能夠剩下什麼積蓄。
與此同時，還有10萬中國工人在坦桑尼亞、毛里求斯等地的種植園和農莊裏以及剛果、塞內加爾等地的公路和鐵路工地上流淌着汗水。隨着大批華工登上非洲大陸，中國的農具、轎子和滑竿等也傳入非洲。英國探險家利文斯頓在非洲探險之時，就見過非洲人使用中國式的山轎。這些工具與生產技術對提高非洲當地的生產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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