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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安徽省高級法院就該省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兆豐(副廳級)受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陳兆豐的上訴，維持一審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一審判決認定，陳兆豐在擔任定遠縣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期間，單獨或者夥同其妻非法收受200餘人所送的錢款達人民幣283萬餘元、美元800元。此外，陳兆豐還對人民幣545萬元、美元6996元和港幣16770元的家庭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在定遠縣，陳兆豐被老百姓私底下稱爲“陳千萬”。定遠縣是安徽省沿淮地區的一個國家級重點扶貧開發縣，1990年，陳兆豐開始到這個貧困縣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縣長，2002年從該縣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去職，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前後僅10餘年的時間，他就斂取了近千萬的家財。
沒有誰天生是個腐敗分子，陳兆豐亦然。那麼，這個窮縣“富書記”有着怎樣的人生經歷，是什麼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着怎樣的認識？日前，記者採訪了已身處高牆鐵窗之內的陳兆豐。也許他的自白，以及他與記者的對話，能讓人們發現一個幹部墮落的軌跡。
自白：意識不到自己在搞權錢交易
初到定遠尚能嚴格要求自己
1982年我從滁州中學調到原滁縣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1988年春，地委選調一批中青年幹部到基層鍛鍊，我被選調到定遠縣任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起初親戚朋友不贊成我去定遠工作，他們說：“你好不容易在地委機關謀了一個職務，而且還是個科長，一直在這兒幹，幹到老還能當個副部長，而下去幹撐死了不就是個縣級嗎？”但我不願意在機關裏讓人生就這樣消磨掉，所以還是決定去。
我懷着一顆火熱的心和抱着幹一番事業的想法來到定遠，1990年我被選爲副縣長。那時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怎麼辦？就拿家裏的菸酒跟他交換，比如他帶兩隻小雞，你給他四條香菸就可以了。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
在定遠的人緣關係，我可以自信地說是很好的。當然反過來也證明，如果沒有這麼好的人緣關係，誰逢年過節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當了領導別人都到你家去，所以，這又變成了壞事。
(“那時候有人給你送禮嗎？”記者插話問道。)
當副縣長、縣長時也有，總的來講不多。
有一次，一個50歲左右的婦女拿着我老師的一封信來找我，說她的丈夫因爲冤假錯案被下放到農村，至今沒有平反，一家人也因此受到牽連，她要求給她和孩子的戶口恢復爲非農業戶口。臨走的時候，她丟下1800元錢，我堅持不要。沒想到過了兩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丟下錢就走了。我想這個錢絕對不能要，因爲我知道農民找人辦事是多麼的難哪！後來這個事我幫她解決了。
我知道他們找人辦事，首先要在家裏考慮好長時間，所以只要基層的人到我家來，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鄉里的幹部，我都坐下來耐心聽他講。講完以後，我再說這個事情能不能解決，能解決我很快就給他辦了。然而我越這樣做，就越有人來找我，因爲你能給人家解決問題嘛。
漸漸地開始講究交換和實惠了
我做了縣長尤其是縣委書記後，在這方面放鬆了要求。爲什麼放鬆呢？是因爲實惠呀、交換呀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對其予以認同，總認爲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所以是金錢腐蝕了我的靈魂。
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着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衝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麼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之類的話，你離開後，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裏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那怎麼辦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謝，另一方面物質上也得感謝感謝。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裏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就是這麼一個思想造成的，是我的黨性鍛鍊不夠，經不住金錢的腐蝕，做了金錢的俘虜。
送錢也有“潛規則”
在給我送錢的人中，70%是幹部，30%是包工頭。當然他們不會帶着錢去找你辦事，一般是事情辦完了，趁過年過節到你家看看時以感謝的名義送點錢。我所收受的錢大部分都是事後人家送來的，就是幫人把事情辦了，他到我家來表示感謝，等於是還你的禮。
我幫他們辦的有些事情，是組織上應該給他辦的，我也沒跟他要錢，但是他心裏過意不去，總覺得欠了我一筆賬要還。可實際上誰讓他感謝了？我從來沒說過，也從來沒作過什麼暗示。有些人工作本來就很積極，表現也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我家送禮，或者到我家裏看我。有些人是該提拔了，他一分錢不送照樣要提拔，並不是他給了錢就提拔他了。所以他們說我搞權錢交易，我認爲我沒有這個想法。開始階段主要是送農副產品，後來就都送紅包了。我當縣委書記時，送紅包的就比較多了。一次送幾萬元的不多，都是小額多次送來的，因爲那時我的權力比較集中了。
無論是事後感謝，還是事前感情投資，甚至送錢送禮以求得心理的平衡，這種環境我認爲要改變。這種環境把領導幹部包圍起來，像個網一樣把你網住了，叫你跳不出這個網，沒有辦法下決心，只有慢慢地陷入。我當時就感到了這種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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