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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賴恩·保爾與夫人接受採訪後合影
1936年，一位生在天津的愛爾蘭裔青年離開他在“五大道”的寓所，受派遣到英國上大學。本欲學成後返津任教，卻因二戰爆發阻滯了行程，海天相隔，一別竟是37載！1973年，他隨團來華訪問，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在其後的旅途中，他參觀了石家莊白求恩國際醫院、大寨、上海和廣東，撫今追昔，心緒難平，以至一次在火車上，他通過揚聲器向車廂內的旅客用漢語說：“朋友們，我愛中國！”這時，一個軍官一下按住他的胳膊，情緒激動地問：“你的話有天津口音！是不是在天津生活過？”
這話是問對了，37年鄉音未改的這位老外，便是英國作家布賴恩·保爾。
布賴恩·保爾是近代天津博物館創辦人、作家航鷹及李玉林、杜仲華等此次在英國尋訪的第一位天津“洋老鄉”。
保爾家住倫敦西區的一座幽靜的二層小樓裏。按響門鈴後，保爾親自開門將我們迎入客廳。柔軟的地毯、古樸的壁爐、盈壁的書籍掛畫和一盞盞檯燈，映射出房屋主人高雅而質樸的生活情趣。雖已銀髮蒼蒼，保爾先生卻精神矍鑠，睿智而健談，一點兒也不像一位已經88歲高齡的老人。
說明來意後，保爾取出一本他的英文版新書贈給記者，書名爲《溼地上的天堂》。這是一本描寫保爾青年時代在天津生活經歷的紀實文學，書的封面上選用了一幅描繪海河“皇會”的中國畫，與英文書名中西合璧、相映成趣。保爾告訴記者，《溼地上的天堂》從上世紀80年代起已再版兩次，目前正由天津社科院組織翻譯，中文版年內即可問世。
爲何取名“溼地上的天堂”呢？
保爾說，這源於他與一位僧人的對話。當年，他在山海關邂逅一僧人，僧人問他來自何方，當他回答來自天津時，僧人說，天津是“天子的渡口”，也是一架通往天堂的橋樑。
保爾一家是上世紀初從愛爾蘭移居中國的，父親是天津海關的一名僱員，在保爾很小時便病死在南方，不久母親改嫁，保爾兄弟進入法國人開辦的聖路易學校，後轉入英國學校。他們先後住在今泰安道和民園附近，均位於當時的英租界。
在保爾的記憶中，他所居住的那一地區有很多人力車伕，熙來攘往；兜售各種蔬菜食品的小販的叫賣聲終日不絕於耳。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外地來的說書人，經常在維多利亞公園講述1900年義和團反抗外來侵略以及梁山好漢的故事。他們甚至天真地認爲梁山泊就在馬場道的英國鄉村俱樂部裏，因爲那裏有大面積的池塘，又有很多中國百姓的敵人———英、法、德、日等國的士兵。讓他們不開心的還有維多利亞公園裏的戈登堂，那裏的英國大兵和警察面目可憎，“規矩”又多，限制了天性活潑的孩子們的自由空間……所有這類生活細節，都寫在他的《溼地上的天堂》一書中。
當記者詢問保爾，闊別天津半個多世紀後，天津和中國給他什麼新鮮感受時，保爾眼睛一亮：“當然有，而且很多！所以我再版的《溼地上的天堂》中，便增加了一章，寫我重返天津的經歷和感受。”
說到這兒，保爾回憶起去年他應航鷹女士之邀，來津尋訪舊居的一件事。當年他在天津的一處住房已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毀壞拆除，現在變成一個小花園。他看見一對大學生模樣兒的年輕伴侶穿過花園，穿過他的房屋舊址。他坐在椅上慈祥地觀察着他倆的舉止並與之攀談。這次聊天使他相信中國青年有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他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看世界，表現得很自信、很有活力———“我相信，這也是天津的活力。這種情愫並非開始就有的。過去這裏到處是貧困、壓迫和難民，那時天津不是中國的，是八國聯軍的，現在的天津才真正是中國人自己的！”
臨別前，記者請保爾通過今晚報向讀者說幾句話，保爾稍加沉吟道：“我從來沒有幻想我的書會譯成中文，所以非常高興你們前來看望我，給我一個機會轉達這一信息，請向我的天津老鄉轉達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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