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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上海市律師協會舉辦了一次關於公民隱私權法律問題和公民權益維護的研討會，其起因就是今年11月29日深圳福田警方將百名涉嫌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公開處理一事，而就此事向全國人大遞交公開信的上海普若律師事務所姚建國律師也參加了研討會。多名律師及法律專家就公民隱私權的法律問題，以及如何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探討。
侵犯了隱私權還是人格尊嚴？
“隱私權在我國目前的立法上面，基本上是一個空白，所以我用了一個侵犯人格尊嚴的說法，”姚建國表示，自己在寫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中非常注意措辭，由於隱私權在我國學術界還存在爭論，“應該說它還停留在學術討論的階段”，因此他使用了“侵犯人格尊嚴”的說法——因爲“人格尊嚴”在法律上面比較清楚，從憲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對人格尊嚴都有很明確的表述，“我覺得用這個概念講這個問題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上海國浩律師事務所斯偉江律師非常贊同姚建國的看法，他認爲，示衆事件涉及的不僅僅是隱私權，而首先是人格尊嚴權。“警方的行政行爲如果有法律依據就不侵權，如果沒有法律依據就屬於侵權”，而根據今年剛剛施行的《新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斯偉江說，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包括警告、罰款、行政拘留、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對外國人限期出境或驅逐出境等，但沒有規定可以示衆。他還表示，現行法律法規中有9個規定不得遊街示衆，“遊街示衆不符合社會的法治要求，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並影響了我國人權在國際上的形象。”
復旦大學法學院劉希貴副教授也認爲，當事人觸犯治安管理條例，對他應該進行處罰，但不能法外再執行，也就是給他一種強迫的方式。他舉例說，在古代，不管是中國還是在國外，都有一種刑罰，就是醜辱刑，專門對一些罪犯進行侮辱、醜辱，使他們喪失人格上的尊嚴，“這不僅是隱私權，而是應當作爲一個人格尊嚴看待，對於每一個人而言，人格尊嚴都是重要的，老百姓有他的尊嚴，罪犯也有他的尊嚴，這些問題應該有法律的規定進行保護。”
斯偉江指出，我國早在1992年就提出人格尊嚴權的問題，事實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比如闖紅燈也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如果闖紅燈也遊街示衆，你會怎麼樣？”他還提到上海曾經把一位闖紅燈的女碩士在電視上曝光，最後其辭職，這起事件也值得商榷。
事實上，幾年前斯偉江曾代理過全國首例因侵犯學生隱私起訴母校案，上海市復興中學一名中學生和女友在教室裏接吻的全過程被教室裏的監控探頭錄下來，並被學校在校電視臺公開播出，該學生以侵犯隱私權爲由要求學校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費，但最終敗訴。斯偉江認爲，隱私權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隱私權在美國也只有100多年的歷史，只有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情況下才會產生隱私權，對公衆生活的安寧要保護到一定高度的時候纔會有隱私權，但他認爲，關於隱私權的問題是可以提出來考量的，“我們公民到底有哪些隱私？”
而上海市袁圓律師事務所徐小珍則認爲，隱私和人格侮辱是兩個問題，遊街是人格尊嚴的問題，而隱私權則牽涉涉案人員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賣淫嫖娼行爲。“如果我們把公安機關做的事情視爲侵犯隱私，我覺得這不合理”。她認爲，深圳警方的做法涉及人格侮辱，但並不涉及隱私權。
是侵犯隱私權還是司法公開？
在示衆事件發生以後，深圳警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迴應，針對違法犯罪人員，不存在侵犯隱私權的問題，而只是執法活動的一部分、一個環節。而姚建國在接受採訪時也有一個迴應，他認爲隱私權和司法活動的關係應該是隱私權首先要滿足司法活動的需要，司法部門可以掌握或者觸及公民的隱私權，涉案的公民不能以隱私權爲由拒絕司法機關的調查，但他同時強調，即便是涉嫌違法犯罪，哪怕是最後定罪，司法部門也不可以把涉案人員的隱私公開。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成濤也指出，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公佈”和“示衆”是兩個不同概念，而且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就已經明確提出，對已決犯和未決犯不能遊街示衆，而且對一般的犯法人員也不準遊街示衆。雖然深圳福田警方的行爲不能明確爲“遊街”，但肯定是一個“示衆”行爲。
浙江星韻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的邱劍新律師認爲，隱私權也有可能是違法的，如果隱私權定下來的話，會和其他權力衝突，比如知情權、名譽權、言論自由權、新聞採訪權、政府信息公開權等。
邱劍新指出，在“示衆”事件中有兩組權利衝突，第一是隱私權和深圳警方政務處理的衝突，第二是公民自主權之間的衝突。他認爲應該遵守三個原則，第一是公共利益有限，第二是權利的平衡，第三是維護人格的尊嚴。邱劍新認爲，深圳警方處理賣淫嫖娼的行爲是不違法的，但是處理的方式，如果按照人格尊嚴的原則概括的話，實際上是不恰當的，擴大了隱私的範圍。“隱私權是在特定的主體、特定的範圍下受到限制的，公民的隱私權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政府在處理的時候也不可以擅自採取不合理的方式。”
保護隱私權在法律上仍是空白
上海新望聞達律師事務所宋一欣律師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聲援姚建國，他認爲，從立法的角度應該健全和完善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應當儘快制定一個關於隱私權的保護法，“這樣的話，可以推進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和人權的保護建設”。
宋一欣列舉了我國法律法規中涉及到隱私權的條文，包括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會議法、行政處罰法，其中比較明確的有律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商業銀行法等等，而在我國第一次明確提到隱私權的法律規定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但只針對澳門地區。另外，在國家旅遊局、衛生部等部門的一些規定中也提到隱私權問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當中，以及關於審理名譽權侵權問題的解釋當中也提到隱私權問題。
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的吳冬律師則列舉了侵犯隱私權的幾種類型，比如一些公司將離職員工的照片、證件號碼在媒體上面作出嚴正聲明，說這個離職的員工違反了公司的條款，違反了公司的種種法律等，而這些被曝光的員工馬上起訴公司，因爲在法律上既侵犯了名譽權、肖像權，更涉及到個人的隱私。
吳冬說，在一些公司尤其是IT企業中，會使用一些專門的軟件監視員工在網上的所有活動，甚至有些軟件還配有攝像頭，可以監視員工的所有行爲。另外，現在很多公司都有監控員工MSN的現象，甚至還出現了利用手機定位監控員工行蹤的現象。不過，他也指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員工利用網絡匿名的特點曝光公司的商業機密。
吳冬指出，我國現有的法律對公民隱私的保護還是空白，他還引用一個民法典的專家意見稿，其中專門列了一章公民個人權利問題，即在原有的民法通則當中增加了名譽權和隱私權。“所謂隱私權的大量問題，我們國家實際上處於起步階段，這方面的案例還是處於一個初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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