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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是黨員的人也能夠進入核心領導層，既體現了執政黨的寬闊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現實的理性選擇。
近年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一個人數日益龐大、影響力不斷增強的高知羣體，以鮮明的集體形象逐步進入公共視野。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陳鵬，參加了今年北京市舉行的副局級領導幹部公開選拔，競爭市文物局副局長和市工商大學副校長的崗位，並作爲筆試的前五名進入面試。
剛開始，他一直爲自己“無黨派”的身份而忐忑，“畢竟政治身份不佔優勢。”但隨後他在招考過程中發現了大量“同類”：很多參加考試的人政治面貌都是“無黨派”或“民主黨派”。
這是因爲北京進行的副局級領導幹部公開選拔對黨外人士的大幅度傾斜。在今年北京市公開選拔的16個副局級領導幹部崗位中，有10個崗位明確要求參選者的政治身份是民主黨派或者無黨派。而此前北京的8次副局級領導幹部公開選拔中，最多一次有3名黨外幹部入選。
北京大學馬列主義學院教授閻志民說，“北京在黨、政、人大、政協換屆之際推出的這個舉措，是一個政治信號。黨外幹部加快進入決策層，標誌幹部人事改革正出現一種新的趨向。”
-非中共優秀人才進入決策層
北京市此次公開選拔16個領導崗位的副局級幹部，其中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市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市文物局副局長、市旅遊局副局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學副校長、北方工業大學副校長等10個崗位要求參選者是非中共身份，此外，一名市政協副祕書長被要求是民主黨派人士參選。
北京市委組織部有關人士表示，這次公開選拔的黨外幹部崗位，是依據幹部結構和工作需要進行設置的。
從實際情況看，此次公開選拔的10個黨外幹部崗位都是“實力部門”，打破了此前外界對黨外幹部只安排虛職的猜想。
記者採訪中，很多參加面試的考生都提醒記者注意，除了工商聯、高校、政協、科協等黨外幹部通常安排比較多的部門和機構，此次公開選拔涉及的部門中，科委、市政管理委員會、環保局、文物局、旅遊局等都是關係北京城市建設的核心政府部門，其工作內容也涵蓋了城市發展的重點。
按有關程序，此次公開報名分爲個人自薦報名、組織推薦報名和社會舉薦報名三種形式，每人可報2個職位。
北京電視臺計財部的高級會計師孫成剛是自薦報名的。他說，看了招聘啓事後很興奮，覺得很想試試，就向單位領導進行了彙報，領導表示非常支持。“我覺得組織部門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姿態，而是真正想擴大優秀人才的選擇範圍。”
中國人民大學當代中國政黨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說，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價值觀的多元化，並不是所有優秀人才都加入了共產黨的組織，但他們良好的政治素質和管理能力卻是全社會的寶貴資源。爭取他們參與到黨的事業中來，讓不是黨員的人也能夠進入核心領導層，既體現了執政黨的寬闊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現實的理性選擇。
-整合社會資源延攬行政人才
北京一直很重視吸納非黨人士進入領導崗位參與決策。有關部門介紹，北京市現有局級黨外幹部98名，處級領導幹部2064名，各級人大代表1400名、各級政協委員2782名。目前，北京市有一半左右政府部門配備了黨外幹部，遠超過中央的有關規定，對黨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處於歷史最好水平。
今年38歲的古紅梅，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後，她先後在北京假日飯店做過公關經理，在香港合資出版社做過總經理，是位典型的“外企白領”。
1995年，古紅梅走進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當年便被任命爲北京市海淀區旅遊事業管理局副局長，6年後，她被提升爲正局長，直至今日。
妝容精緻、舉止文雅的古紅梅，思維和工作方式與長期身處機關的工作人員有着明顯差異。她不喜歡講套話，外企強調的工作實效、團隊精神、專業水準都被她帶到了工作環境中。她和同事相處十分平等，常常用玩笑和協商代替生硬的命令，這使旅遊局的氛圍充滿了具有時代感的清新意味。
年輕、擔任實職，古紅梅說無黨派身份對她的工作沒有絲毫障礙，和其他黨員幹部的配合也順暢，幾乎所有的黨員活動她都被邀請列席參加。她非常感謝區裏的領導，在這裏她感到自己的才能得到有效施展。
古紅梅將外企的管理經驗應用於政府管理，而另一方面，許多黨外人士在參與政府決策中提高了自己的綜合素質。據瞭解，目前北京市對黨外人士有着專門的培訓計劃，比如組織黨外代表人士赴國外培訓、舉辦高級研修班、掛職鍛鍊等，不少黨外人士受益於這個計劃。
-黨外人士參政的社會基礎
北京拓寬黨外人士參政空間的積極之舉，是在中國社會階層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也是實踐“建設成爲具有空前廣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努力。11月，上海市則明確宣佈，符合條件的黨外幹部可任政府領導班子正職。
近年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一個人數日益龐大、影響力不斷增強的高知羣體，以鮮明的集體形象逐步進入公共視野。他們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從事着報酬很高的專業性工作。律師、外企僱員、註冊會計師、自由藝術家等是他們最普遍的職業身份。
據統計，目前我國近4000萬知識分子中，已有1000多萬人在非公經濟領域工作，成爲新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市的五大領域新社會階層成員中，平均年齡僅爲31.2歲，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佔總體的70.3%，93.9%屬無黨派人士。
閻志民說，雖然從整個社會來說，很多精英人才還是出自體制內部，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一些市場競爭激烈的新興行業，優秀人才社會財富的佔有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影響力都日益加大。
北京市的相關調查表明，新社會階層不同行業間，在職業操守、政治訴求、維繫與政府關係、組織背景、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差異性很大。
曾經在北京調研過新階層羣體情況的市委統戰部工商經濟處處長譚林說，這個羣體中由於職業不同，參政願望的強烈程度表現出很大不同。比如，律師的參政願望很強，在各種公共事件中都喜歡發言；而會計師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強的政治意識。
律師魯哈達是北京律師界公認的“社會活動家”。在他看來，“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不僅僅具有商品性，還具有公共性，因此，作爲律師必須強調嚴格的職業操守和道德。”
2003年，魯哈達當選爲北京市第十屆政協委員。他在每年的政協會上都積極提出多條提案，有的還被評爲優秀提案。不久前，他還專門就2008年奧運會可能涉及的諸多法律問題向王岐山市長進行彙報。
-選拔渠道還有拓寬空間
古紅梅說，這次公開選拔對於黨外幹部的使用無疑向前邁了一大步。當年她參加考試時還被告之其無黨派身份不符合報名資格。
但是，也有人對這種特殊安排提出異議。有些幹部提出，某個人是否符合某個崗位的需要，應該以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來決定，如此專門爲某種政治身份設置綠色通道，是否有悖公平原則？
閻志民說，執政黨出於政治合作的考慮進行有傾斜性的人事安排，有利於吸收民主黨派的加盟。現階段採取行政手段照顧黨外人士是很有必要的。
在這次公開選拔中，有些作爲重點統戰對象的黨外幹部因爲超過45歲的年齡限制而失去了機會，這不免令他們感到有些沮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李煥喜說，民主黨派人士的成長週期很長，首先經過多年的高等教育，在30歲左右才能讀完博士，其後還要花幾年時間在學術上立穩腳跟，而從學術研究轉向社會管理又得幾年，很容易一晃就四十好幾了。
閻志民認爲，作爲公開選拔，制定一個年齡門檻是必要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黨外幹部的安排不應僅僅依靠公開選拔一種渠道，要把對黨外幹部的培養和選拔進一步納入全體幹部隊伍的建設中，使用渠道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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