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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當時還是合肥一個學徒工的梁小斌以詩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深深觸動了剛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一代青年。今天，這句詩被人演繹為：中國，我的詩歌丟了？
詩歌，從來沒有像2006年這樣遭到人們『興高采烈的詆毀』，由詩歌引發的爭議讓人揪心，被惡搞的『梨花體』引發了人們的懷疑：大步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真的可以丟掉詩歌嗎？
趙麗華事件
『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當國家一級作家、詩人趙麗華幾年前把這首《一個人來到田納西》與多首類似的『實驗性』詩作在網絡上發表時，她可能沒有想到，自己無意中埋下了一顆『重磅炸彈』。2006年，它爆炸了。
這是2006年中國詩壇無法繞開的話題。趙麗華的『實驗性』詩作被網友惡搞並命名其為『梨花體』。他們憤怒地詰問趙麗華，一個有影響的專業作家為什麼寫出這樣的詩作，並帶著惡搞的暢快把詩歌的固有意義完全消解掉：『這也叫詩？我一晚上可以寫出一千首！』
於是，不計其數的仿作出現了，網絡上各種『梨花體詩歌』達到10萬餘首，掀起一股戲仿、譏諷詩歌的網絡狂潮。比如，『我／終於發現／我／也能／寫詩了』。『80後』代表作者韓寒甚至尖刻地認為，『現代詩歌和詩人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並稱詩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敲打『回車』鍵。
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除了『倒趙』派以外，『挺趙』派也不少。楊黎、沈浩波等一批詩人除了向韓寒們宣戰，還聯合百餘詩人在2006年9月發起了一場支持趙麗華的詩歌朗誦會。
詩人趙麗華由最初的始作俑者逐漸演變成受害者，她默默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件事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了原來的想象。』她在自己的博客中申明，發到網上去的詩歌只是早期的嘗試，且大部分遭到了嚴重歪曲。但她又說，寫作那些詩『使我不拿勁兒，不拘泥，可以更好地進入到一種自在自如的創作狀態中去……如果把這個事件中對我個人尊嚴和聲譽的損害忽略不計的話，對中國現代詩歌從小圈子寫作走向大眾視野可能算是一個契機』。
公眾對新詩整體的誤讀
這場2006年由詩歌引起的『地震』讓公眾產生某種錯覺：詩歌正在被網絡拉下神壇並踩在腳下。
不過在一些圈內人士看來，『地震』中兩派爭論的緣起，只是局限於趙麗華的幾首劣作而已，一個錯誤的局部抹殺不了趙麗華的詩歌成就，更不能代表整個新詩界。真正令人擔懮的是，這種爭論錯誤地引導和加深了公眾對中國新詩的誤讀。著名詩人於堅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趙麗華把不成熟的詩歌拿出來發表是不負責任，網民的批評確有道理，那確實算不上詩。然而網絡惡搞的本質就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這種惡搞給公眾的錯覺是，趙麗華的詩歌就代表中國新詩，這很荒唐。
文學評論家張頤武認為，其實正是因為詩歌遠離公眾的特質纔導致了人們對趙麗華『實驗性』詩作的大驚小怪、以偏概全。他提醒說，詩壇完全可以抓住趙麗華事件，對詩歌如何走向公眾的老問題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應該看到，誤讀、爭論、口水戰其實只是一種文化現象，與詩的本質無關，也不會傷及詩歌和詩人的皮毛。就在趙麗華事件引起『地震』的2006年，中國3000萬詩歌人口中近70萬新詩作者在省級以上報刊上發表了作品，幾千個民間詩歌社團仍然活動頻頻，湧現出大批優秀的詩歌，優秀的詩人仍然在堅持自己，持續寫作，比如於堅、西川、歐陽江河、翟永明、楊煉、伊沙等等。
時代和公眾需要好詩
然而，這場網絡對詩歌的『蹂躪』並不簡單。詩人、劇作家鄒靜之認為，詩歌被人們如此『興高采烈地詆毀』，究其實質，是商業的嚴重入侵、泛娛樂化的生活方式、網絡時代的平等觀念和解構本能、詩人門派林立卻力作缺乏等現狀，將詩歌逼入了『窄門』。
2006年人們對詩歌的這場『蹂躪』在20年前絕對不可想象。雲南詩人賈薇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寫作熱潮是整個社會復蘇的求知欲望和文化熱浪的一部分，『寫詩是非常榮耀的事情，大學男生寫詩可以很容易得到女生的崇拜，詩人的身份更能成為某種社會精英的象征；90年代，詩壇喧囂不斷，商業浪潮讓詩人退居一隅；2000年之後，寫詩的人甚至超過了讀詩的人。』
但詩歌本身並沒有出什麼問題，而是公眾的態度在發生巨大變化。賈薇強調，『我並不覺得詩歌被邊緣了，因為真正的詩歌和詩人本來就是邊緣的。只不過，公眾對詩歌的日益輕蔑讓它看上去比以往更加邊緣。』
於堅認為，用不著擔心詩人對詩歌的態度，詩人還在默默構築著自己的精神空間。『比如我就一直在寫，我的詩也影響到吳文光的紀錄片、牟森的戲劇。我們這一批詩人讓漢語言變得更松弛，更有活力，更有民間狀態，更幽默，它影響到各個藝術領域。由於詩歌是最不可能商業化的文學品種，因此，我認為20世紀新詩的藝術成就是最高的。』
需要擔心的倒是大眾對詩歌的態度。『在爭論中，有些時尚雜志居然說，詩歌丟了就丟了。中國幾千年來只探討過怎麼樣寫詩，還沒有探討過要不要詩歌！當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成一個徹底的消費時代和商業時代，當我們真的不需要詩歌了，當我們的精神生活變成一片沙漠，生活還會有意義嗎？』
在於堅看來，詩歌是一個民族內在精神力度和強度的具體體現，更是一個國家文化品格的最高形態；詩歌的體驗是博大的精神追求與想象力的結晶體，而一個有精神世界和精神力度的民族纔能真正強大。
中國詩歌學會秘書長、評論家張同吾認為，當前在全國報刊上每年發表的新詩有幾萬首，其中不少感人肺腑的優秀詩篇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而幾首不是詩的『詩』，卻被炒得沸沸揚揚，這是一種文化的悲哀。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從積極的方面講，2006年趙麗華事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提醒我們，公眾對趙麗華『實驗性』詩作的強烈反應，正說明公眾對詩歌的在意和對好詩的渴求。說明時代和公眾仍然在呼喚具備大胸懷、大氣魄的詩人，時代和公眾仍然需要震撼靈魂、貼近現實的偉大詩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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