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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崇年，1934年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努爾哈赤傳》獲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獎、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古都北京》獲中國文化部最佳圖書獎、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國際最佳圖書榮譽獎。
2004年10月，中華書局依據閻先生在《百家講壇》的講座內容推出《正說清朝十二帝》，受到讀者的狂熱追捧，之後重印了16次，發行量突破30萬冊，不僅創造了學術類歷史圖書進入各大城市圖書銷售排行榜的現象，而且引發了“正說”歷史系列的出版熱潮。今年8月，閻先生又推出新書《明亡清興六十年》，再次受到廣大讀者的推崇。近日，記者專程採訪了他。
記者：閻先生，在中國的歷史中，您最喜歡哪一段？是清史嗎？清史是您最初選擇的研究方向嗎？
閻崇年：高中與大學裏，我學的都是通史，中國通史、世界通史。我偏愛中國古代的歷史，所以我最初的選擇是先秦史。讀《先秦諸子》、《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寫了一些文章。文章寫得怎麼樣，行不行，心裏沒數，就請一位老先生給指導，這位老先生就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楊向奎先生。楊先生說好，鼓勵我。過了幾天，楊先生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他建議我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清史。因爲研究先秦史的優勢在西安，考古發現與文獻的第一手資料都在西安，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殘羹剩飯”。而北京研究清史有優勢，清的首都在北京，大量的檔案、清代實錄、原始記錄，特別是滿文檔案等文獻資料都在北京，北京是清朝歷史的重地。我覺得老人家講得非常有道理，從1962年開始，我就開始研究清朝歷史，一直沒有動搖過。
當然，先秦史那一段也沒有白學，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源是在先秦，研究後來的哪一段歷史都離不開那段歷史，可以說，先秦史爲我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記者：您認爲研究清史並向公衆傳播清史的意義何在呢？
閻崇年：我想其一是歷史傳承，每朝每代都需要傳承，歷史不傳承就會出現斷層；第二就是從文化層面講，清朝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峯，尤其清朝有其民族特點，它的服飾、習俗、宗教與文化都有其民族特色，從這一角度講，傳播清史可以使公衆的文化素養得到豐富和提高；第三是從學術層面講，清朝是不可逾越也不可忽視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清朝離現在是不遠不近，清朝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非常豐富，記載很詳細，實錄也多，清朝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鑑，清朝的教訓我們可以吸取。
記者：近年來“戲說”歷史成風，一些小說、影視作品更是如此，您能否談談您對“戲說”的看法？可能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問過，但是是您開啓了“正說”的先河，所以還得請您談談。
閻崇年：“戲說”是藝術。電視劇、電影、小說也好，一個特點，是屬於文學藝術範疇，特別是影視這一塊，它本身就是戲，它們是用藝術的手法表現過去的事情。在各種“戲說”裏展現的歷史，都是不真實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訪”，就是不可能的。首先，“微服私訪”是今天現代人的意識，康熙沒有這樣的意識。康熙是帝王，有皇帝的身份和尊嚴，不可能在民間的雞毛小店居住喝酒。其次，康熙也沒有微服私訪的必要。微服私訪是爲了瞭解民間的真情，可是康熙瞭解民情的途徑有很多，比如說“密摺制度”。另外，康熙沒有微服私訪的可能，他從皇宮出去必須有龐大的隊伍來保護他的安全，所以康熙微服私訪是不可能的。不僅康熙沒有微服私訪，雍正和乾隆也沒有。對廣大觀衆來說，這樣的“戲說”會造成一種誤解，所以我們要正說歷史，要讓廣大的受衆瞭解歷史真相。
“史”不可以顛倒、不可以演義，它要求每個細節的真實，否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但作爲“戲”，它需要講故事，還可以塑造人物、創造人物。“戲說”不能作爲正史的補充，它有一部分材料來源於正史，但經過再加工創造，便跟正史完全不相干了。
記者：在您的新書《明亡清興六十年》中，您爲什麼選擇袁崇煥作爲全書的一個線索？
閻崇年：袁崇煥是一個代表性人物。明清有三次大戰，袁崇煥就親自參加指揮，直接影響到、關係到明清的興旺。更重要的是，袁崇煥這種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我們中國的歷史人物很多，真正能夠震撼人心的還是少數，而袁崇煥震撼了我的心靈，我想能震撼我的心靈，一定也會震撼其他的讀者、觀衆，也會震動他們的心靈。我要將這樣的震動傳遞給我的讀者。
袁崇煥的精神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瞭解袁崇煥，學習袁崇煥。我們應該學習他的愛國精神、勇敢的精神、清廉的精神。我們國家缺錢、缺能源、缺水，但是更重要的是還缺一樣東西，就是缺精神，缺袁崇煥這種“浩然正氣”的精神。
記者：您說過對待歷史我們應採取“敬畏”的態度，如何理解？
閻崇年：爲什麼對歷史要“敬”呢？因爲歷史是我們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以來，五千年積累的文化財富，任何一項財富都是我們的珍寶，我們必須敬重它，吸取前人經驗，會得到寶貴的智慧。
爲什麼要“畏”？因爲我們歷史上的教訓應該好好吸取，重蹈前人錯誤，要受到歷史的懲罰。比如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還有西方殖民主義對我們的侵略等等，這些歷史教訓我們要“畏”。要認真地吸取這些教訓，激發我們的國人，更好地熱愛祖國，振興中華文化，使我們的民族強大和繁盛。
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既不要忘卻歷史的恥辱，也不要抹殺歷史的輝煌。歷史的輝煌不是某一個人的輝煌。康熙、雍正的輝煌年代不是這兩個人的輝煌，而是中華民族的輝煌，是所有人創造的輝煌。恥辱也是同樣的道理，是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恥辱。所以，敬畏歷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牢記：奮發圖強、團結一致、振興中華。每一個人對歷史都應有一份責任。
記者：那麼，做歷史研究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和品質呢？
閻崇年：我覺得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要專一、執著；第二，要有膽識，歷史材料太多了，要善於從中找準突破點，衝破傳統的桎梏，敢於挑戰陳腐的觀點，大膽創新；第三，要能改錯。研究在發展，如果有新的發現與以前的發現不一致，便要勇於糾正過去的觀點，陳述新觀點；再有就是要“誠”，真誠的誠，對歷史必須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儘量按照歷史原貌，儘量少摻雜個人一些偏見，公正、真實地把歷史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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