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全國各地，如今在廣州落戶紮根的“新客家”，對限制外來人員同樣有自己的考慮。昨日，針對信息時報關於“廣州擬設立准入底線”的報道，不少在廣州“新客家”的白領精英也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同樣對外來人員良莠不齊感到困擾，不贊成讓外來人員無序涌入廣州。
低素質外來人員困擾“新客家”
被劫時，就想把他們趕出廣州
人物一：杜宇煬，原籍四川遂寧，廣州某大型金融機構高管，已落戶廣州。
“應該說，任何一個在廣州工作生活或者安心來廣州工作生活的人員都希望這個城市好！撇開那些什麼人文關懷、平等觀念不談，當你在公交車上惴惴不安地提防着別人，也被別人提防時，當你站在鬧市都會被人搶劫金鍊、手袋時。感同身受的你也會希望這個城市能出臺一些具體的規定，不要讓那麼多的人無秩序地涌進來。”在廣州已工作了5年，目前已經是一家大型金融機構高管的杜宇煬小姐，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杜宇煬本人，是一個一口純正普通話，原籍四川遂寧3年前方纔入戶廣州的城市新移民，而且她的父母和一個姐姐一個哥哥，現在都還留在當地工作。她也是在經歷了一段艱苦的努力後才逐漸完成了由“外來人員”到本地戶籍人員這一轉變的。
“當時我所乘坐的出租車就停靠在了馬路邊上等紅燈，歹徒突然就衝上來拉開了後座車門，擄走了我手中的手袋”說起之前的一次被搶經歷，杜小姐仍是十分的驚悚，據其介紹，每天都要從番禺乘車去天河工作的她五年時間裏已經被偷、搶了4次，至於在公交車上、天橋上目睹到的種種歹徒惡行，更是不下十次。每當這個時候，她都會考慮一個問題：這些在廣州並不具備正當職業的人，爲什麼可以安然地呆在城市，繼續爲非作歹。在看到有關部門給政協委員提供的答覆後，她就比較贊同上面的觀點。
對設立門檻持保留意見
人物二：原籍湖南的賀先生，廣州某大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已落戶廣州。
2000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就來到廣州工作的賀先生，也是一名城市新移民。目前已經是廣州市一家大型律師事物所的合夥人律師的他，雖然不贊同通過政府設限的形式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對於那些危害城市治安和形象的一些低素質外來人員，也有着深惡痛絕的感受。而最令他感覺頭痛的人羣，就是那些嚴重影響交通，一遇紅燈就攔車乞討的乞討一族，將這一類人羣歸結爲低素質外來人員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幾乎每天駕車經過天河立交、沙河立交、廣州大道時都會看見他們的身影，只要一遇到紅燈或塞車，就準能看見衣裳襤褸、污穢不堪的他們逐車逐車地進行乞討。影響了正常的通行不說，還帶來了一些交通隱患，尤其對於新上路的司機來說更是如此。”賀先生就親身經歷過一次因爲規避攔路乞討而引發的車輛刮擦，好在並未造成流血事件。
從理論上來說，法律確實因保證了這批人員的勞動權、遷徙權等基本權利而設立城市准入限制，但對於他們這種不遵守秩序的做法，卻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處理方式，尤其在取消收容遣送以後，攔路乞討的問題很突出。
正是因爲自己是一個法律工作者，有着很強的法律意識，賀先生對於設置准入門檻禁止低素質外來人員進入廣州的提法持有保留意見。在目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現實情況下，城市對於這些低素質外來人員只能採取管理加容忍的模式。
考慮設擔保引進外來人員
人物三：樑玲，廣州市某翻譯公司主管，原籍四川，1999年來廣州，一直從事翻譯工作，如今已在廣州買房落戶。
樑玲剛來廣州時，有一次出門坐公交車去天河城，有人試圖偷樑玲包裏的東西，被發現了。儘管沒遭遇太多偷搶，但經常聽朋友說、電視上報道、以及小區網上發佈的帖子，樑玲感覺很擔憂。
但對於“提高廣州外來人口准入門檻”的問題，樑玲覺得可以理解，但似乎不太好操作，中國公民在國內想去哪就去哪，不好作限制。
廣州作爲一個開放的大都市，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包容性，如果設立門檻，很多人沒機會進來，這對廣州的發展也不利，而作爲已經發展起來的大城市，更加有責任爲其他人提供更多機會，讓有技能、能勞動的人，都有機會來廣州實現自己的理想，來得到更好的發展，這是一個起碼的機會公平。
如果說設立一定的門檻，樑玲覺得這個“門檻”應該是一種引進方式，比如可以採用一種擔保方式，外來人員進廣州工作，應該提供一個當地的相關擔保，能讓廣州對這個人有基本的瞭解，有什麼情況也能及時跟他的老家聯繫，這樣的話，來廣州的外來人員就是知根知底的了，都在陽光下，而不會像隱形人一樣，什麼時候做個不法行爲都不知道。這樣政府要辛苦點，在管理方面要細微點，尤其是廣州一些城鄉結合部，應該尤其加強管理。
專家意見初期可設門檻緩解城市壓力
廣州發展到今天，是不是應該像上海等城市那樣，對外來人員減少些包容，多一些合理的限制把關？昨日，不少專家表示，雖然設立城市准入機制有違市場原則，但是在城市發展的初期適當設立一些門檻、減少城市的包容性，對緩解城市建設壓力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不過，從長遠來看，城市要發展必將走向包容。
上海高消費成准入屏障
採訪中，廣州某高校專家介紹，以上海爲例，作爲國際化大都市，上海也有嚴格的准入制度。
人口問題曾是上海城市管理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近年來上海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僅到2004年上半年上海常住人口總量就已經達到了1742萬，比上年淨增31萬。流動人口急劇增加，2004年就達到了536萬，比上年淨增37萬。
爲了限制外來人口的增長，減少城市壓力，上海市在用工工種上對外來人員作出明確限制：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根據該市勞動力供需狀況，不定時公佈本市禁止使用外來人員的工種。目前這些工種體現在五個方面，1、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各類工勤人員；2、社會公益性的保潔、保綠、保養、保安人員；3、物業管理從業人員；4、各類商店營業員；5、機場、車站、碼頭清潔工。上海市勞動部門表示，如因特殊情況確需使用外來人員的，由區、縣勞動部門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批准同意。
事實上，上海的城市准入機制的設立不僅僅表現在用工限制這樣的行政幹予措施上，上海人的“排外”思想，在吃、穿、住、行方面的高消費狀況也成爲限制外來人口進入的天然屏障。這些措施和與生俱來的城市特點，使得上海在城市管理上取得了顯著成效。
長期“排外”令城市孤立
那麼上海的做法值不值和效仿呢？城市的包容究竟該不該是有原則？昨日，記者連線上海交大國際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唐興霖教授，他指出，目前國家各大城市對外來人口的管理主要採取戶籍限制管理模式，勞動用工限制及城市文化元素所引起的相關入城屏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種部分城市實施對外來流動人員作適當限制的做法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特殊情況。
上海的作爲中國工業發展的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的特點，使得大量流動人口擁入該市，人口過於集中，對城市發展帶來一定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有關方面制定這樣的政策並不爲過，從某種效用上說，它是緩解城市壓力的有效措施。
唐興霖同時表示，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市的這種“有限包容”的做法必竟只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階段存在的現象，從長遠來看，其做法是有悖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因爲市場經濟發展包括了資源流動、人口流動和資本流動三個方面，城市要發展就必須對人口進行有效流動，如果始終保持這種限制，會讓人對這個城市有孤立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