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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乞丐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把拐騙而來的病殘兒擰斷胳膊、打斷腿，製造慘相多要錢
一位76歲的老人扮爲乞丐，臥底行乞同吃同行兩月，自費萬餘元，揭開殘害脅迫流浪兒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寫了《救救孩子，深圳街頭棄嬰和病殘乞兒生存狀況調查手記》。
今年8月，當這份2萬字的調查手記帶着觸目驚心的第一手事實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達中央時，溫家寶和羅幹、回良玉等多位領導同志進行長篇批示。
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離休老幹部曹大澄，《瞭望》新聞週刊日前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兒童淪爲行乞工具的癥結，在於城市管理的多重責任缺失，以下是他的講述——
病殘兒淪爲工具，幕後有黑手操控
我於2005年11月開始對深圳街頭病殘乞兒生存狀況進行社會調查。有一次，在深圳體育館附近，有個黑衣小胖墩蜷縮在水泥地上，緊閉雙眼昏睡不醒。我撫摸他的小臉，牽牽他的小手，翻翻他的眼皮，想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頭，看見樹叢後面站起一婦女，頭扎羊肚毛巾，手裏掂着一根木棍敲打地面咚咚作響，朝我奔來。
我覺得她似曾相識，就問：“我在齊齊哈爾見過你的，當時你抱一個小妮子乞討，怎麼到深圳來了？”
她先是一愣，說：“俺不認識你。”
我說：“你說你家在河南駐馬店，到黑龍江討飯，你家小妮子得了腦病，沒錢治病，我還給了你一百元錢。”
她這才嘻笑着說：“想起來了，你是大善人，給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問：“那小妮子病得咋樣了？治好了沒？”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隨意說了一句，好像不當回事，“小妮死了，俺只好趁黑往花園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幾百塊錢火化費，還會被人刨根問底，所以一丟了之。”
我不解地問：“這小男孩是你的兒？”
她如實告訴我：“不是，這個孩子的姥姥託我帶他討飯要錢治病。”
我掏出10元錢放在小盆裏，問道：“這個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腦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錢嘟囔一句“少管閒事”，轉身又藏到矮樹叢中，注視着過往行人和盆中的錢。
我兩個小時以後回來，那可憐的孩子依然保持原來的姿勢睡在地上。後來我發現，這種情形在深圳街頭隨處可見。病殘乞兒得的多是腦病，不會說話、不會走動、只會躺在地上昏睡。我想，這背後定有幕後人物操縱，一種社會責任感驅使着我開始了臥底調查。
我喬裝打扮成一個職業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討飯盆，與在鬧市區討錢的乞丐們混在一起。這些乞丐多來自河南，我在河南呆過，會說河南話，以老鄉的身份很容易熟識起來。我常會請他們搓一頓，小酒過後，多能吐真言。
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去探訪了一個在深圳丐幫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長期盤踞人民南路、深南東路幾座天橋，手底下控制着三四個病殘兒乞討，病重的常常失蹤、下落不明，不久又會有新的病殘兒出現。他下毒手把拐騙而來的病殘兒擰斷胳膊、打斷腿，製造慘相，越慘不忍睹越能多要錢，有人說他一年能要個二三十萬元。
在深圳殯儀館，一組數據更令我心酸膽寒：去年深圳市從各種渠道送來火化的死亡棄嬰和幼兒共286名！這些還僅僅是登記在冊的。
病殘乞兒的現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爲何長期沒有引起重視？沒有人去深究？沒有人去管？城管、公安等職能部門在值勤巡邏時不可能不瞭解情況，關鍵在於我們的職能部門有沒有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有沒有下決心下力氣真抓實管。
職能部門的執政態度決定着城市管理的成效。我曾把街頭瞭解到的這些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可得到的答覆多爲漫不經心的應付，或是熟視無睹的麻木。
我的“調查手記”被中央領導批示後，深圳成立了綜合執法隊，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擊，迅速開展了一場對操縱未成年人乞討和偷竊等犯罪活動的專項整治行動。一時間街頭行乞的病殘嬰兒幾近絕跡。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開公審大會，對行動中抓獲的19名拐賣、殘害、脅迫未成年人犯罪團伙的“頭目”進行了公開處理。
城裏磕上三年頭，回到老家蓋洋樓
丐幫有十分明顯的扎堆現象，這些來深圳行乞的人多來自同一個地方，八成爲河南周口、駐馬店、信陽一帶人。有夫妻來共同經營乞討業務的、有親戚朋友互相傳帶的、甚至還有村民小組長帶着村民一起來的。
在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我認識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幹部。他坐在路邊花壇吸菸，只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他就會衝着附近的幾個乞丐大喊：“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衆乞丐便會聽話地向等候放行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綠燈一亮，他們立即站在隔離帶邊上。一旦紅燈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討……收工時，衆乞丐會坐到老漢身邊，吸着煙，一五一十地數錢，交流乞討的經驗。
這位村幹部模樣的老漢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裏的村民組長。與他交談混熟後，他告訴我：“討飯好比當年生產隊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學活用就能立竿見影。一樣的道理用在討飯上就得一不要臉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爭八(50元到80元)，月產二千多，一年下來兩萬五！扣除吃喝雜費，每年回家淨剩兩萬沒問題。”
乞丐羣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漢在一旁應承回話：“老何這話不假，一年搞上兩萬沒問題，過去在生產隊上，俺幾個一個是生產隊長、一個是田頭記工員、一個是隊上會計員。而今還是生產隊的老班底。”
老何他們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飯經。如“四時、八節”要飯招式各有不同：春節向小商販攤檔討要，圖個開市大吉；情人節要到公園、海灘專找談情說愛的情侶去要。老何總結道：“這就叫‘天時地利惹人煩’，包管收入好。”
我問老何，爲何周口、駐馬店、信陽地區總有人成羣結隊地出來當“乞討專業戶”？老何說：“早年來深圳討飯的窮光棍如今在村裏也算是個大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討隊伍中來。”
我感覺到，大城市之所以會出現極不正常的乞討扎堆現象或者說是乞討職業化，主要就是這種錯誤的榜樣示範效應。在有些地方，只要能賺錢，沒有人追究你的錢是怎麼來的，乞討暴發戶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甚至還被同鄉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討成爲一些地方口口相傳、爭相效仿的“致富捷徑”。丐幫裏普遍流行着“城裏磕上三年頭，回到老家蓋洋樓”、“城裏討上三年飯，給個書記都不換”的順口溜。
在深圳丐幫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職業老乞丐，名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輾轉於深圳與香港兩地乞討，被行內戲稱爲“乞討都與國際接軌了”的“屈大師”。他有成套的行乞行頭，每次在香港乞討所獲頗豐，常帶回100斤左右的硬幣，後來發展到將老家的侄女接來幫助其背運這些討來的硬幣。屈老友告訴我，每次都是通過回老家辦理旅遊簽證的方式進出香港的。他還問我能否搞一個長期滯留香港的證件，這樣省得來回折騰辛苦。
吃罷年飯回家轉，救助站裏領車票
近年來，一方面是收容所改爲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街小巷仍可見許多流浪街頭的乞討者。救助站的出現始終難以消滅城市乞幫。我調查發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乞討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幫不願進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個沿街向車輛司機乞討的乞丐爲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達18000元～28800元。在大城市的乞討者很少有真正意義上吃不上飯的人，大多數都是乞討專業戶。用乞討者的話講，“去救助站就會耽誤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們沒有一個主動去救助站的，尤其從強制收容改爲自願救助後，執法者更拿他們沒辦法。
可到過年回家時，這些乞討者就會自願到救助站住上兩天，洗洗澡、理理髮，要一張車票回去。救助站就變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今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個廣告策劃人花5000多元擺席13桌操辦“百丐迎春宴”，請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鬧市區華強北湘菜館吃年夜飯。當地媒體還圖文並茂地進行了報道，其社會效果自不去評說。我也有幸參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許多乞丐一抹嘴，“吃罷年飯回家轉，救助站裏領車票。”
倒是屈老友的一番直言有一定道理。他說：“救助辦法好聽不管用，它規定自願尋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嬰兒、病殘乞兒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討專業戶、乞討暴發戶是爲發財來的，他咋能尋求救助呢？”
從收容改爲救助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但職業乞丐利用救助站的情況使不該得到救助的人得到救助，也是對社會救助資源的浪費，折射出目前救助制度存在漏洞。
經過此番調查，我認爲救助工作實際處在“三不管”狀況：婦聯說他們權力有限無權扣人，管不了；民政說只管收容救助，沒有執法權也管不了；公安局派出所要有人打110報案纔出動辦案，如果沒人打110就不辦案。試問那些殘害兒童、謀財害命的暴發戶能打110叫警察來抓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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